随着几位长期深度介入司法实践、甚至有重大学术影响的教授的介入，聂树斌案的满天口水似乎要尘埃落定了----启动再审！？
无须准确统计的观察即可发现，以启动再审为核心诉求的口水，大概是主流部分。这部分意见的核心支持论据，大体可以归纳为二，一是有错必纠的哲学性命题；二是违法必究的政治性命题。之所以做哲学性命题、政治性命题的路向限制，首先是概括的需要----眼下提出有错必纠主张的，既有以法治为口号的，也有以认识论----基本命题为立场的；而违法必究者，其立场显然多半属于法治的面向，但是，因为没有区分----至少应该区分执法与立法，当然，与民事侵权的区分会更典型，所以，这类违法必究的主张，在严格的法律职业判断与表达上是含糊不清的，有鉴于此----即便含糊，也得有个和这个含糊的等级相称的名称或者概括----人类的认识史表明，名称从概括与含糊到具体与准确的过程，大体是认识进步的演进。
在哲学或者更准确的认识论上，有错必纠的正当性，源于这样一种判断：错误的认识，若不纠正，将影响甚至阻碍人们获得正确的认识。更形象而富有语感的说法是----谬误是真理的敌人：谬误这个敌人，你不消灭他，他会干掉你！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任何错误都应当纠正----这是一个全称判断，意味着没有例外，无条件。但是，无条件其实也有问题----至少，获得正确认识的代价得合理，手段得顺从人道----在没有更好手段、方法的情况下，有些错误是可以缓刑的。譬如，以活体为实验对象的生物、化学认识活动－－臭名昭著者如日本“七三一部队”的生化武器试验，虽然也有认识活动的属性，却在手段上严重危害人道，从而走到了正义的对立面。这一类认识的区分，让我们认识到，真理----单纯认识的获得，虽然有接近绝对的一面，还是要有一定的限制的，换言之，即便是哲学意义上错误的纠正，也不是绝对的。在一些哲学（特别是宗教）家说来，这是人类宽容与怜悯的终极性的理由之一----世事无涯，知有涯。肉胎皮囊，凡夫俗子，能力有限，认识不到，势所必然。这种情怀，在法律上的表现就是----受认识能力限制的认识错误，不负法律责任----所谓法律不强人所难。
进一步说，认识上错误的纠正，还得考虑社会动力学的因素。人的认识会有错误，大体可以说是绝对的。因此，冒着错误----错误常常是要付出代价的，并且，这些代价常常是由认识对象直接加给的（如认识雷电而被雷击）----的危险探索真理，是要受到鼓励的。这种鼓励，当然可以是额外利益的嘉勉，最基本的，却是对失误的宽宥。表面上，这是人类在为认识付出代价；根本上，却在于更大的利益----鼓励接近真理，无论物质上的真，精神上的善与美，最终会让人收获满满。这种精神，落到法律上，就是对某些客观上造成哪怕是非常严重危害的行为免除法律责任----不予追究。
其实，错误也是有区分的，有的是（单纯）认识上的，有的则混入了其他因素----人为的、非善意的，譬如欺诈，譬如胁迫，譬如恶意串通----贿赂的双方上下其手。对于后面这些错误，纠正的理由，一是人为的障碍大抵属于有能力克服者；二是，非善意的人的行为，应当得到制裁----旨在恢复被遮蔽的事实，及事实背后的公道。显然，这是典型例证下的概念区分，实际生活中，许多的错误往往是客观与主观杂居的----当然也有意混同的情形。再者，主观的非善意其实也是可以区分的，譬如法律上常常将非善意的一部分予以强调----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前者通常称为恶意，后者也可以说完全背离了善意。这类认识的区分，也有重要的推论，其一，纠正的理由，主要出于正义的需要；其二，纠正的范围（对象）与方法、渠道应有区别，譬如以刑事追究为手段的纠正，通常以严重背离甚至伤害善意、正义为限；又譬如，面对认识难度、控制难度特别巨大----如战争与和平等重大政治事件的决断----的局面，即便有主观的错误，若无严重的背离善意，也不予严格的法律责任的追究，而限于模糊空间较大的政治责任----如引咎辞职。事实上，在我国现行司法制度的主要语境来源国，多数国家法官实行类似终身任职的制度，即除非出现虚假陈述与明显偏私、营私，法官的职务行为不负法律责任。其核心精神无非是保证良心自由----以履职身份保障，排除包括行政在内的各种不合理的、外来的干扰，予良心自由以消极的保护；对有悖良心自由的行为进行弹劾，予良心自由以积极的保护。
具体到聂案，在纠错与追究的问题上，以上（理论）论断的映照路径大体如下。
其一，是否需要纠错？这显然是一个综合性、贯穿性的问题，断言式答案（在认识论----哲学伦理上）显然很危险（责任重大），因此，与其做结论，不如陈述相关事实。最重要的事实有二：聂母的能否获得赔偿与精神抚慰；被搅如一地鸡毛的各办案机关与相关干员是否需要进行风纪整肃。其二，纠错的范围（对象）为何？是查清杀人案件的真实情况，还是排除聂的杀人责任？是查清案件事实，还是办案干员的主、客观失误与错误？尤其是那些严重背离善意甚至无限接近恶意的渎职行为？其三，纠错的动力为何？是为了查清真相，还是恢复正义？三个互相纠缠的问题，需作打通式的分析。
以现在披露的信息看，至少在当下，这个案件似乎与纯粹的客观事实探索越走越远，因此，其纠错的动力当以公道的恢复为主。进一步地，这里的公道其实也有二个存在重要差别的面向：在聂的亲属，赔偿与抚慰（包括名誉的挽回）；在社会政治关切，司法正义与政治清明的恢复与重树。
如此，则查清的范围与对象相应也明确了，即本案应以相关法律----包括并以认定事实的证据规则的的适用为主----是否受到违反，以及，此类违反是否属于认识能力的限制，或者出于非善意，甚至明显背离善意而转入恶意。如果属于认识能力的限制，则虽然可以认定为错案，却只能限于赔偿与抚慰，而无由及于办案干员的责任追究。（如此，则河南那个因为年老看错材料而致错案的法官，似有不受追究的理由。进一步地，目前司法改革中热炒的办案责任终身制，也有严重的错误嫌疑----至少，类似出自学习不够刻苦，年老眼花之类的认识能力----如前所述，人类的认识总是要有错误的----“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大概也是说的这个意思）欠缺导致的错误，似乎不应当列入重大的责任追究对象）。
如此，结合现行法律，聂案的纠错与追究，大体可以有以下走向。
第一，案件的处理程序，应该走两类独立的程序，一是国家赔偿程序，二是有关司法机关内部的相关办案人员渎职审查程序（先为行政调查程序，若涉犯罪，转为刑事诉讼程序）。根据国家赔偿法，公务员法及法官法检察官法等法律的规定，国家赔偿程序、渎职追究程序，均不以聂案再审判决为前提。换言之，依现行法律，聂案目前唯一有意义，有法律依据启动的法律程序，唯以上二种。进一步说，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终止案件”的规定，聂案本身已经无由再进行任何刑事诉讼程序。
第二，案件相关责任。一是国家赔偿责任。依刑事证明规则，若查明系错案----现有证据不能排除聂作案的合理怀疑（包括证据不足，以及因证据来源非法而遭排除），则聂的法定亲属须获得国家赔偿。二是相关办案人员的渎职法律责任。这里的责任，虽然在汹汹的口水面前，也要主张严格控制----界限是排除外界客观以及主观能力（内部客观）限制之下的非善意，以及严重背离善意甚至转入恶意者。须知，超出应受惩罚的恶的范围的惩罚，也是一种恶，它会招致新的一轮报复----江湖恩冤的故事，不仅仅是生动，也是深刻。只要有一次任意与滥用，之后的任何一次任意与滥用，都有哪怕是一点点的正当性。
权利要保障，权力要规范，不能成为空话。欠缺包括并不限于认识伦理、法律规定在内的依据，再冠冕堂皇的语词，都免不了滥用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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