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5月27日，在蒋介石国民政府大包大揽，东北保安司令张学良的授意下，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以“俄人宣传赤化，显违奉俄协定”为由，出动军警冲进位于耀景街22号的苏联驻哈尔滨市总领事馆搜查，逮捕前来领事馆的中东路沿线各站、工厂职工联合会，苏联商船局、远东煤油局、远东国家贸易局等负责人39人，及苏联驻哈市总领事，同时还封闭了职工联合会，强迫中东铁路苏方正副局长停职。两天后，张景惠又下令封闭苏联驻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领事馆。影响深远的“中东路事件”由此拉开，各怀鬼胎之下，国民政府的外强中干、底线暴露在最强大的敌人日本面前。一年多以后，“九一八事变”爆发，心有余悸的张学良选择了不抵抗，国民政府袖手动嘴，东北沦陷，中华民族迎来了近代以来最危险的战争。
苏联红军展示缴获的张学良东北军旗帜
中东铁路，全称中国东方铁路，是一条横穿中国东北北部的铁路命脉。晚清以来，沙皇俄国一直将与其接壤的中国东北、蒙古看成其天然的势力范围，试图修筑一条横贯东北直通海参崴的铁路。1896年，借中国甲午战争新败，李鸿章出席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礼之机，诱迫李鸿章签订《中俄御敌互助防御条约》。以共同防御日本扩张之名，俄国获得了修筑横贯中国东北铁路的权利，以及铁路沿线的行政权、司法权、驻军权。这条干线西起满洲里东至绥芬河，支线北起哈尔滨南至大连的铁路，既是东北的交通大动脉，也成为俄国掌控东北的最佳工具。
1905年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中东铁路支线长春至大连段为日本占领，改称南满铁路。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虽宣布废除一切帝国主义条约但中东铁路仍在苏联控制之下，附属铁路的电灯、电话、矿山等仍由苏联人经营，只是名义上改由中苏双方共同经营，在铁路局2700多名职工中中国人只有400多人，且多是翻译等低级职员；铁路沿线的主权被收回成立东省特别区，统一管理铁路沿线区域。相对于咄咄逼人的沙俄，处于积蓄力量阶段的苏联要温和的多，与东北军、日本倒也相安无事。
1928年底，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实现形式上的统一。新朝新气象，统一后的国民政府为了挽救因“济南惨案”的处置不力而引起的国内不满，在外交上发起修订不平度条约的“革命外交”，试图收回各国在华的特权。但各国窥破国民政府虚实，纷纷以“中国政局尚非稳定”为借口，要么置之不理，要么相互推诿，进展不大。与此同时，国民党党内斗争再度激烈，内有汪精卫改组派外有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热切希望能有所建树。更何况，苏联自建立之日就被欧美各国视为大敌，欲灭之而后快，对苏联的在华利益动手不但不会招来联合干涉，反而会得到欧美各国的支持，改变外交的不利局面，更能以此将新归附的张学良绑上战车，百利而无一害。
与国民政府、蒋介石类似，张学良本人也是一个“新人”。1928年6月皇姑屯事变后，年仅27岁的张学良继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年纪轻轻就身居高位，身边都是顾命老臣，同样需要做些什么树立威望。据张学良通过张景惠从一个帝俄时代的将军那儿得到的情报，当时苏联“有大饥荒，人民奄奄待毙，对于共产党政权极度不满，欧美各国对于苏联也有仇恨，倘若有人此刻发难，共产党必倒台。中国若能趁此将中东路主权一举收回，不但苏联此刻无力进行反抗，就是世界列强，也必双手高举，赞成中国的行动”，说白了就是苏联是“软柿子”，不捏白不捏，捏了不但有利还有人叫好。在此之前，张学良就已经命令张景惠强行接收了哈尔滨文物研究会、气象局、电话局，驱逐东省特别区教育厅的苏籍科长出境，并未酿成事端。
东省特别区强行搜查苏联领事馆后，蒋介石国民政府立刻表示支持，下令全国停止反日宣传，全面转向反苏反共，为收回中东铁路造势。到中苏开战前的1929年7月，国民政府立法院长胡汉民在立法院的一次演讲中提到，“最近上海《民国日报》因为中俄问题测验民意，结果十分之九愿意从军和对苏开战，这也可见我们的民气之所在”，九成愿意对苏开战可见当时苏联已经替代日本成为民意的发泄口。
1929年6月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致电张学良，透露有继续恶化中苏关系的意向，外交部有可能“群议绝交”，问询东北方面有无武力抵抗的能力，答案自然是自信满满。6月26日，张学良委派吉林省交涉员钟毓，携带苏联领事馆搜到的文件及东北方面对苏处置意见到南京请示。王正廷当天就接见了钟毓，并对东北的处置意见表示赞同和鼓励。7月8、9、10三天，蒋介石亲赴北平与阎锡山、张学良举行会谈，议定“东北由张学良负责，如有问题发生，应与中央协商。东北外交，对苏应取强硬态度，由张学良负责办理，具体方案与外交部长王正廷协商”。7月10日下午，三人又与刚抵达北平的外交部长王正廷、亚洲司司长周龙光、驻苏代办朱邵阳商谈苏联问题，蒋介石仍主张对苏强硬，武力接管中东路，甚至不惜与苏断交。一旦开战，中央可出兵10万，拨军费几百万。
就在蒋介石再次表示强硬，为张学良鼓气的当天，张学良再次出手。东北保安司令部在中东铁路沿线各地配置军队，没收铁路沿线电报、电话，查封苏联商船公司、贸易公司、火油公司等，将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叶木沙诺夫、副局长艾斯孟特等苏联高级官员全部免职，解散苏联职工联合会、共产青年团、妇女部、童子军等团体，逮捕苏联人200余名。13日，苏联向国民政府就中东路问题下最后通牒。15日中东路货车停驶，乌苏里铁桥被苏方破坏，吉林、黑龙江军队开往边境。18日，苏联宣布与中国断交。战争阴云笼罩中国东北。
对于国民政府的不惜开战的强硬，苏联也日趋强硬，但在国民政府看来那只是外强中干的恐吓。7月20日，蒋介石在对全国官兵的通电中称，“英政府对驻英俄使馆一再搜查，法政府对驻法俄使之强制撤换，苏俄皆帖然就范”，在其看来苏联根本不敢开战，张学良也持与其类似的观点。
8月6日，苏联成立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负责对中国作战，任命瓦西里·布柳赫尔元帅，这位曾任广州国民政府军事顾问的中国通担任司令。11日，苏军越过边境进攻中国满洲里，战争打响。双方鏖战四个月，东北军大败，伤亡近万人。蒋介石中央政府答应的军费一直未能兑现，外交部的交涉乏善可陈，弄得连阎锡山都看不下去，在与张学良的电报中提出外交部长换人，“至外交如此无办法，当局实负其责，中央如肯易人，外交或易结束”。张学良于“兵力财力两俱困乏，危险不可名状，夙夜彷徨，苦无良策”之际，与苏联觏和。同年12月22日张学良与苏联签订《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恢复苏联在1929年7月10日以前在中东铁路的一切权益，苏军撤出中国东北，中国领土黑瞎子岛仍由苏联占领。
合约签订了，似乎这场争端就完了，但实际并没有完。当前线停战后，蒋介石国民政府以《伯力议定书》超越了中东路的范畴，不予承认，要重新谈判，这令第一线承受军事压力的张学良焦虑万分。1930年5月，新任谈判代表抵达莫斯科，但因苏方坚持以伯力会议纪要为谈判前提，谈判进入僵局，此后一拖再拖，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占领东北全境，谈判失去意义不了了之。
这场错误的“投机”战争，不但令中国失去了黑瞎子岛，直到七十余年后才收回来半个岛，还令整个国家陷于危机之中。1929年的国民政府，刚刚实现统一，国家处于上升阶段。对于东北的易帜虽万分不喜，日本选择了默认；一度棘手的“济南惨案”交涉也顺利完成，日军撤出山东。趁此之势，如能妥善处理内部关系，消密裂痕，对外不轻启战端，潜心发展，最差的结果也能将日本侵华推迟几年，东北也不至于不抵抗。一场中东路战争，打乱了一切，国民政府的外强中干和在东北的底线暴露在最大的敌人日本面前。当“九一八事变”爆发，心有余悸的张学良选择了不抵抗，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选择了袖手动嘴，东北三省沦丧。张学良东北军走向末途，中华民族迎来了近代以来最危险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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