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可以无限制发放，但资源却无法再生，任何国家货币供给量如果超过经济发展增速，以及社会生产力增长水平时，必然引发剧烈通胀和资本外流。中国经济严重下行之际，如果庞大基建投资再度上马，剧烈通胀发生将是大概率事件。稳增长战略下重回刺激老路VS增效率战略下纵深改革，中国政府只能二选择其一，很难两者兼顾。
迫于经济持续下行压力 中国基建工程纷纷上马
在经济增速持续下行，数据频频亮红灯压力下，中国发改委也按捺不住，试图一展身手。5月18日，中国发改委集中披露6个大型基建项目，包括4个铁路项目和2个城市轨道交通项目，6大项目预计投资总额达到2,435.77亿元。另外，配合上中国国务院去年底已批准总投资额逾10万亿的七大类基础设施项目（其中今年投资超过7万亿），机构预测中国今年基建投资规模达14万亿。
在新建项目中，新建通辽至京沈高铁新民北站铁路，项目投资预估算总额为220.1亿元；新建徐州至淮安至盐城铁路项目，项目投资估算总额414.9亿元；新建赤峰至京沈高铁喀左站铁路项目，项目投资预估算总额为204.4亿元；新建济南至青岛高速铁路项目投资估算总额599.8亿元。此外，成都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2013-2020年)方案调整后，将增加投资467.2亿元；南宁市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项目总投资为529.37亿元。
据悉，除成都市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2013年～2020年)调整方案的批复之外，其余5大项目工程均为今年1月份、2月份获批的新建项目。
“从国家发改委密集批复基建项目来看，主要还是出于稳增长的考虑，从最近的经济数据分析，国内经济下滑的势头并没有扭转，必须出台更多的稳增长政策，使经济早日企稳。”中国兰格经济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陈克新认为，中国在基础建设方面一直存在短板，加大对基建领域投资，既可以改善民生，又可以提振经济，成为稳增长的优先考虑。
众所周知，庞大基建投资离不开资金支撑，问题是，钱从何来？据悉。在已批复的铁路、轨道交通等基建项目中，资本金占总投资的30—50%，资金来源主要是地方财政、铁总公司、其他资金可能主要是国内银行贷款等方式。从这一点上看，就不难理解中国政府积极置换地方债务，连续数轮降息降准，以及提振国内股市，鼓励企业上市融资的用途所在：盘活社会存量、宽松货币流动性、通过政府基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同时缓解空前严峻的就业压力。
长期以来，中国依靠投资、出口和房地产维系经济发展，强大的出口所提供的流动性，反过来促进国内投资和房地产的繁荣。其中，贸易顺差、国际投资（跨国企业投资和国际资本投资）、热钱流入形成的庞大美元外汇，起到了核心支撑作用。客观看，中国投资无论从能源、原材料、还是核心零部件和技术各个环节，均离不开进口，另外，当国内农村庞大劳动力被解放出来，投身基建工程和参与城市化建设浪潮中时，所产生的对粮食和农产品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同样依赖进口。当中国出口繁荣和房地产泡沫得以维系（吸引热钱投资炒作）之时，一切不成问题，但是，倘若出口和房地产双双遭遇滑坡，国内投资将在失去外汇和能源要素和原材料的支撑下失去势能，极易转化为通胀，甚至可能导致货币崩溃。
1997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泰国、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均遭遇过这种惨痛经历，危机之前，这些国家依靠强劲的出口维持经济繁荣，同时，美联储货币宽松政策，诱使这些国家企业大举借债。廉价的美元涌入为其提供关键流动性，支撑政府投资和房地产泡沫扩张，然而，当由于中国竞争力提升（1994年人民币汇率深度贬值，极大刺激中国出口）和美元重新回归强势地位时，这些国家在出口受挫下投资和房地产泡沫难以为继，大规模资本外流导致各国货币纷纷剧烈贬值，如果没有后来中国繁荣经济发展为依托，这些国家恐怕至今复苏无望。
如今，中国经济同样遭遇这种情形，国内出口低迷、房地产泡沫逐级破灭、更重要的是，无论地方政府还是央企、国企负债水平均已达到极限。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为了稳定经济增长需要，再度依靠大水漫灌方式强生刺激，很可能将转化成剧烈通货膨胀，那样，将进一步催生市场悲观预期，诱发更大规模资本外流，对经济结构调整和人民币汇率，均产生严重不利影响。毕竟，货币可以无限发放，而资源无法再生，社会生产力的增长需要效率的提升，而非货币的持续堆积，当一国货币供给量高于社会经济发展增速、高于潜在生产力增长水平时，必然产生剧烈通胀，这一切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因此，控制货币供应量、削减政府无效投资，对中国经济稳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只有政府放权让利，通过减税、消除垄断，将经济资源从国有领域释放出来，让渡给具有生产效率和创新职能的民营经济体，才能真正促进社会生产力提升。此外，也只有在争夺相对稀缺的货币竞争过程中，才能激发社会企业的发现和创新职能，如果货币充裕可以无限制供给，又有哪个企业能不竭余力进行创新呢？可见，稳增长战略下重回刺激老路VS增效率战略下纵深改革，中国政府只能二者选其一，很难两者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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