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著名旅美女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作品被翻译成英、法、荷、西、日等多国文字，多部作品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剧。据悉，虽然新作《床畔》刚出版，但已有多家影视公司在争夺其影视版权。近日，她携新作接受陆媒采访表示，时代变了，但崇高和信仰不能被否定，信仰这项精神活动使人超越和升华，信则灵。
著名旅美女作家严歌苓
现居柏林的严歌苓最近又回了一趟北京。出版人张立宪曾感慨，每次看到严歌苓回国，都感到她带回了一堆耳光：“告诉我们这群生活在北京的人：看啊，你们又虚度了多少光阴。”
这名作家至今保持高产，她的长篇往往以每年两部的频率出版，其间还穿插着频繁的影视剧本改编与各种宣传活动。在夸言灵感与天才的文坛，严歌苓的风格更接近于一个技术工人：硕士学的是文学写作，而职业训练更是数十年如一日，在丈夫上班孩子上学的时间里，每天埋首书房写作6小时。
张立宪说那句话的时候，还是去年1月，当时小说《妈阁是座城》刚刚出版，现在这部作品的改编剧本都已完成，预计今年7月开拍。曾放言“《红楼梦》之后不再拍电视剧”的李少红则将“自食其言”来执导。在这期间，严歌苓又从德国回了北京好几次，为了小说《老师好美》出版，电影《归来》上映，电视剧《四十九日祭》播出，北京市政府给她颁了一个京华奖，北师大聘她担任驻校作家、让她来给学生们上两堂课……而她现在觉得教书的感觉也很不错。
严歌苓这次回来，是为了小说《床畔》的出版。如同她的其他作品一样，在读者们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改编版权早已售出。“目前只是（改编）版权已经被买了，剧本、导演、演员还都没有定。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张艺谋导演不会来拍。”严歌苓这样解释。
在接受专访时，严歌苓透露，新的小说《上海舞男》已经创作完成，即将出版。“我不擅长解释我自己的小说，大家就自己根据标题揣摩吧。”严歌苓说。故事酝酿了20年
《床畔》的故事在严歌苓脑中酝酿了20多年。1990年代她在美国留学时，曾向一个当过战地医院护士的朋友请教护理经验。朋友偶然提到一句，她的同行在护理植物人士兵时，能与其保持微妙的类乎神交的交流。
这句话像一点火苗照亮了一个故事,“1973年我当文艺兵的时候，曾经随团去铁道兵的筑路工地演出，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有一支部队是专门修铁路的。我后来坐成昆线列车，觉得车两边就是万丈深渊，可想而知修建时的环境更险峻，几乎每一条枕木都等于一个捐躯的战士。”严歌苓回忆。
以这样的背景，严歌苓的故事里有了一个铁道兵连长张谷雨，为救人被砸成了植物人；有一个美丽温柔的野战医院护士万红对他悉心看护，相信他有朝一日终会复苏。但故事如何走向，她当时尚无法看清。1994年她第一次动笔时，父亲萧马建议，小说应该有女护士、张连长两个叙述人。但严歌苓写了一堆稿纸，却无法自圆其说：两个叙述人的并置与切换，仿佛女护士有着能够洞悉植物人脑电波的特异功能，“像个童话，缺乏形而上的力量。”严歌苓评价。
因为外交官丈夫的派驻地点变更，手稿被她从美国带到非洲，再从非洲带到台北。十几年间她越来越明白，在这个时代，等待张谷雨的只有死亡：社会价值观变化，曾经的英雄注定将被大众抛弃。
但有了结局，并不意味着过程会更轻易一些。2009年筹备《金陵十三钗》的时候，她向张艺谋提起了第二稿仍写不下去的《床畔》。同是50后的张艺谋建议，去掉张谷雨的视角。他在这个故事里看到的是信念，只要万红能以信念去证明张谷雨活着，张谷雨事实上是否真的具有思维、意识已不重要。“我推翻了之前全部的构思。”严歌苓说。
后来因为出版社邀约，去年严歌苓开始写第三稿。整部小说基本依靠万红对英雄的信仰所支撑，然而在万红的视角之外，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英雄张谷雨死于人们的漫不经心，而白头万红如同传说，在旅游者的口口相传中，成了教堂的最后一个嬷嬷。“这是一部象征主义的小说，不是经验主义，不是写实主义，如同《变形记》，每一个细节都真实，然而整体却是一个荒诞的故事。”严歌苓解释。“万红和我有点相像”
为了宣传《床畔》，5月13日晚，严歌苓与刘震云在北大做了场名为《我为什么写作》的对谈。但第二天流传最广的一篇报道，叫做《昨晚在北大，腹黑段子手刘震云砸了严歌苓老师的场子……》。作为同有军旅经验的作家，刘震云在对谈时，以当兵期间的笑话，解构了严歌苓依托“信念”、“象征”的小说。“张连长遇到那么好的护士，我们为什么没遇到？”
而严歌苓认为，在一个英雄崇拜的时代，人们往往被要求从本我直接升级到超我，而自我则被遮蔽。这种要求下，必然有造假：哪怕平时是个“自己家都不照顾或自己生活很苦”的人，也会做些“给战友寄钱，然后设法不经意流出”的行为，而这实际影响了今人对英雄主义的观感，怀疑其背后别有用心。“从本能一步跃进到超自我，把自我这个重要的人格环节掠过去，如果亿万人随地吐痰、满口粗话，为了争抢早一秒钟挤进车门而拳打脚踢，只等时机一到便成为解放全人类的英雄，这会是多么大的灾难！”
事实上，严歌苓自己的军队生活并不美好。12岁离家参军，是为了让哥哥获得留在城市的指标，但父亲萧马“文革”时被打成“右派”，她的组织关系长期无法转入军队。更始料不及的是，15岁时恋上一名排长写了160封情书，严歌苓被视为存在作风问题，而不断被谈话、作检讨，并从此失去了登台演出机会，令她一度绝望到想自杀。
从一个崇拜英雄的时代突然进入一个嘲弄英雄的时代，严歌苓认为之前的历史要求人跳过“自我”直接到达“超我”固然不对，但并不应为了矫枉而走向其反面，否定崇高，否定信仰：“信仰这项精神活动使人超越和升华，信则灵。”写作时，她感到这样的故事未必符合当下的年轻人的价值观，但她仍然坚持：“万红和我有一点相像，信什么就一直信下去。读完这个故事我自己流泪了，这里有我自己爱自己的成分。我是一个很认真、很坚持，以文学为宗教的人，和万红一样，就是坚持几十年做自己的事情，不管别人说什么，不管别人的价值观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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