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当长时间里，逃往西德的关愚谦是与逃港音乐家马思聪齐名的“可耻”的“叛国者”。但事实上，他在西德期间，并未说过一句不利于中国的话，这也是他日后得以顺利回国探亲的原因。2013年第4期《文史博览》刊登其本人口述、赵妍整理文章《“我没有出卖自己的祖国”：----一个“文革”叛逃者的传奇》，披露这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
“文革”叛逃西德的关愚谦
假借外宾身份出逃
关愚谦的父亲关锡斌曾和周恩来一同投身天津的五四运动，留美归国后又参加中共地下党。
关愚谦曾在财政部任苏联专家的翻译。“反右运动”被打成右派，下放青海。1962年，关愚谦得父亲之助，回到北京，进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非正式的外事机构）工作。“文革”爆发后，关愚谦身陷囹圄。
1968年2月的一天，当关愚谦被再次勒令独自留在办公室写检查，等待群众批判时，他意识到自己在劫难逃了。一想到之前发配青海改造数年，差点饿死的苦难，关愚谦就心生畏惧，越想越万念俱灰，他开始找刀片准备割脉自杀。“就在那个时候，我瞥到了抽屉里几本常住中国的国际友人的护照。”据关愚谦介绍，他当时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工作主要就是接待外宾，“外宾的各种入境、出境手续都由我负责，所以护照常常集中在我手上。翻开最上面的一本，是日本友人西园寺公一的儿子西园寺一晃的护照，里面竟还有去埃及和法国的签证！”
他忽然觉得，护照上西园寺一晃的照片与自己有几分相似。“横竖都是死，不如以命为注赌一把。即使让边防警察开枪打死，比起割脉自杀，不也更痛快些吗？”
决心一下，大脑反而异常清醒了起来。当时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关愚谦先拨通了民航订票处的电话，谎称日本外宾临时决定第二天要出国，要求对方以最快的速度订一张国际航班机票。
假装送外宾出境的关愚谦在第二天来到了机场，他在外面套了件蓝制服，里面穿着一套西装，甫一现身，办理外宾出境手续的海关检察员小金大老远就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小关，送外宾啊！”
关愚谦“随意”地将大箱子往行李台上一放，镇静自若地答道：“是啊，西公的儿子出国。”小金一听，二话没说，“砰”的一下就把“免检放行”的戳子打在早就填好的行李单上，“小关送来的外宾行李，哪有检查的道理”，临了还朝关愚谦调皮地挤了挤眼睛。
第二道关卡是把护照交给边防警察，如果是关愚谦熟悉的老刘值班，他肯定立刻就会认出关愚谦。碰巧那天当值的是个新来的年轻边防警察，从未和关愚谦打过照面，关愚谦把护照交给他后，从容地起身到了厕所。不一会儿，从里面走出来的，俨然是一个穿西装、打领带、戴着黑框眼镜，还挂着一个在北京防风沙常用的防尘口罩的“外国绅士”。
每个登机口的门边，都有两个女服务员把守着，她们边查验旅客的护照和机票，边礼貌地说着“你好”、“再见”。这些女孩子，关愚谦几乎都认识。关愚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又不敢硬闯，也不能原地赖着，这时广播响了：“有首长到了，所有工作人员立即到二号门夹道欢迎！”
女服务员们一撤，关愚谦瞅准这个机会，迅速穿过无人把守的登机口，跑上了停机坪上一架苏联造的小型客机舷梯，这架飞机飞往埃及----关愚谦选择飞埃及，是因为当时埃及和中国尚未建交，不存在遣返的问题，而法国当时已经和中国建交，极有可能落地即被遣返。
周恩来的授意
在飞往埃及开罗的飞机上，关愚谦才开始意识到，他将给家人带来一场灾难，忍不住失声痛哭……
1972年，还是新华社记者的王殊（后任中国驻德大使）打了一个电话给关愚谦。王殊此番给关愚谦的电话内容，是代表组织，动员关愚谦回国。
关愚谦说“那时候想家想得厉害”，即便他在德国的妻子一再反对，怕有危险，他还是执意要回国，“所以我就一个人去了波恩找王殊面谈。”
谈话的气氛依然像“文革”期间批斗“反革命”似的语气。
“关愚谦，想通了没有？你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但是你回去以后将功赎罪，既往不咎。飞机票都给你买好了，回去！”
“我还真是有点顾虑，回去以后你们不会继续斗我吧？”
“有什么可顾虑的？回去检讨检讨就行了嘛……”
就在关愚谦几乎动了回国的念头时，一批印度尼西亚华侨忽然走进了房间，打断了他们。“当时跟王殊一起找我谈话的还有一个姓梁的同志，这时候王殊就对那位梁同志说：你去陪陪印尼华侨，我带关愚谦去另一个房间继续谈话。”
支开了梁同志，进了没有旁人的小房间。王殊忽然拉着关愚谦说了一番与刚才谈话截然相反的话：愚谦啊，有顾虑嘛，别着急回去。但是要给祖国做好事。
“一句话点醒了我，这是在告诉我不要回去！10年以后，王殊又到汉堡来，我就问他，王大使啊，你那时候怎么敢跟我说这些话？不是透露天机嘛！他说：不是我的意见，是姬鹏飞（1972-1974年任中国第三任外交部长）的意见啊！后来我又看王殊去了，他跟我说，其实也不是姬鹏飞的意见，是周恩来的意见。”关愚谦回忆道。
1981年，外交部长姬鹏飞批准“让关愚谦回来看看他爸爸”，他就这样顺利回国了。
“那十几年，我被当作是西方社会里唯一一个从红色中国逃出来的人，很多人找我，说只要我好好骂共产党，就可以给我钱。我的原则是这种事情绝对不做。我1969年到德国，1979年的时候有一个大使馆的干部，跟我说心里话：老关啊，我们查了你10年，发现你没有说过一句对中国不利的话。我后来到了汉堡大学，大家对我都非常尊敬，就是因为我没有出卖我自己的祖国。”关愚谦认为，这一点同样也是他后来能够顺利回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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