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内改革派代表人物任仲夷退休后，仍然十分活跃于公共事务，除了参加党与政府的会议，利用个人的影响和威望，对中国的时局和未来发表意见。2004年，在纪念邓小平的活动中，他接受采访，称邓小平的成就巨大，但亦有不足：没有利用他的威望和影响适时地进行他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因而带来今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种种弊端。该文章在《炎黄春秋》2004年第8期上发表，另在《同舟共进》《南风窗》等杂志发表，引起高层不满。据杜导正回忆，2004年7月，任仲夷写成了一篇大文章《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的改革开放》。他在长途电话里对我说：这是专门给你们《炎黄春秋》写的，也可以算作我的“政治遗言”了。我希望你一字不要改动，全文发表。全文如下。
1978年9月，任仲夷陪同邓小平视察
反对两个“凡是”获小平赞赏
关山（以下简称关）：任老，你是抗战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又长期身居要职，与小平同志一定有过不少交往吧！
任仲夷（以下简称任）：我在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之后直到1977年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前，与小平同志没有单独直接接触过，只是听过他几次报告和讲话。
第一次见到小平同志大概是在1939年冬或1940初，听他作抗日战争中“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当时他才三十四五岁，留着小胡子，人很精神，讲话声音很响亮。第二次是在太行整风学习时，听他在北方局党校作关于“抢救失足者”的报告。1956年我出席“八大”，听他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1960年我任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时，听过他作关于大跃进的报告。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听过他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曾讲过对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搞错了的人，都要“一风吹”（一律平反）。这几次都是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但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77年后，我从黑龙江调到辽宁工作，因职务和工作关系，才和小平同志有几次直接接触，向他汇报工作，听取他的指示。关：你与小平同志第一次直接接触是什么时候，谈什么问题？
任：大概是1978年吧。当时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由胡耀邦领导，《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揭开了批判“两个凡是”的思想大论战的帷幕。接着，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畅谈“实事求是”，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我是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看了《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后，极为高兴，立即着手写了《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这篇文章刊登在中共辽宁省委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光明日报》发现后立即全文转载。当时，恰巧小平同志到辽宁视察工作，我曾把这篇文章送他一份，谈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关：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席是华国锋同志，你不担心会被扣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甚至反党、反革命的罪名？你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政治风险？
任：我当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我认为共产党人就是真理的追求者、扞卫者。在真理与谬误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是不允许丝毫胆怯、犹豫、徘徊的。如果我们不能旗帜鲜明地拥护真理、扞卫真理，不能大声地讲出真理、宣传真理，还算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我们党不能坚持真理、扞卫真理，还算什么共产党？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次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极其重大，影响深远。它不但把人民从极左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而且为我们提供了辨别真理、判断是非得失的永恒标杆。
关：当时还有哪些“地方诸侯”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任：我记得当时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都是最早表态的。到了1978年底，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各总部负责人都公开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关：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是不是还因为你思想解放，中央才挑选你来执掌祖国的南大门广东？
任：不少人是这样估计的，我想也可能是这样。
我在辽宁还干过几件事：一是冲破重重阻力，为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张志新等一大批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我曾请华国锋同志为张志新烈士题词，当时华国锋同志就不表态，但胡耀邦同志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这件事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
二是“抓富”。小平同志在辽宁视察时对我说过一句话：“要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不是说“要让一部份人生活先富起来”，但我的理解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你别看这么一句话很简单，但意义十分重大。当时很多人还受“富则修”极左思想的影响，谈“富”色变。小平同志讲了这么一句话，才冲破“富则修”这种极左思想的束缚。为此，我在全省开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让不让富、会不会富”的致富大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农村和城市恢复了长期被视之为“资本主义尾巴”的自由市场。那时候，我还提出允许个体经营，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国营企业“松绑”等问题。当时，《人民日报》对辽宁的报道很多。这可能使中央领导同志对当时辽宁省的工作，有一个比较好的印象。
当广东提出要搞经济特区时，我也向中央提议，也在大连办经济特区，但未得到中央的批准。
这些，都可能是调我到广东的原因，但这都是自己的估计。
“特区指的是广东、福建两个省”
关：你来广东上任前，小平同志接见了你吧，他对你说了些什么？提出了哪些要求？
任：不单是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万里、韦国清、姚依林、谷牧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先后接见了我和梁灵光，并都对广东的工作作了指示。
印象最深的是，小平同志对我和灵光同志说：特区不是仅仅指深圳、厦门、珠海、汕头那几个地方，而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
再一个印象很深的是，小平同志非常重视政策，他说一个地区工作好不好靠政策，政策对头，工作就好做，政策不对头，工作就做不好。
“变通”
关：你是怎样理解和贯彻小平同志指示的？
任：我感到小平同志思想非常求实非常解放，胆子很大，决心很大，魄力很大。他说得很明确，特区不仅是指深圳、珠海、厦门、汕头那几个地方，而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根据他的思想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我们胆子还是太小了，思想还是不够解放。如果我们当时胆子更大一点，思想更解放一点，今天广东的形势可能会更好。
他提出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我的理解就是一切要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根据具体情况，相机办事。在政治上和总的政策上，一定要和中央保持一致，不能违背。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要因地、因时、因情况制宜。特别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和地方的很多政策、规定都还是陈规腐制，要想迈出改革开放的脚步，必须善于变通。我认为，中央给广东、福建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就是允许这两省在改革开放工作中，在执行某些政策规定时，有灵活“变通”的权力。特别在搞特区问题上，更是如此。不然叫什么特区呢？特区嘛，就是应该特殊点。
我在辽宁时就提倡“变通”，在广东更强调“变通”。什么叫“变通”？“变通”就是依据不同情况，作非原则性的变动。就是说在不违反总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把事情办通，甚至办得更好。毛主席所说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邓小平说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我看也是这个意思。
我多次讲过，“变通”就好比“变压”，各级党委、各部门，执行上级政策、指示，因情况特殊而必须“变通”时，要像“变压器”或“变电站”那样，把上面输送来的电流进行变压，使之适合本单位、本部门具体需要的电压，使机器正常运转，否则机器就会烧坏。但所用的“电”，还是中央“总电厂”的电，中央政策的总精神和总原则不能改变。
就是说，“变通”绝非“变相”。“变通”是因地制宜，是为了更好地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为人民办好事。所谓“变相”，就是借口变通，为了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违反党和国家的政策去办坏事。动机和目的不同，结果不同，是非分明。
“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
关：你到广东后，最早是哪一年见到小平同志，他对你的工作是怎样评价的？
任：我到广东不久，（19）82年初，小平同志来广东，他预先就打了招呼，他这次来广东是来休息的，不听汇报，不谈工作。我独自一个人去看望他，并趁此机会向他汇报了工作，时间约有一个半小时之久。小平虽说不听汇报，不谈工作，但他还是很高兴、很耐心，而且很仔细地听了我的汇报。
我实事求是地向他汇报了我来广东后的工作情况，特别是深圳、珠海特区的情况。我说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办特区效果很好，取得了不少成绩，也谈了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他只是听我讲，很少说话，但在我汇报过程中，他也简单明确地讲了他的意见。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这说明中央确定的政策还是正确的，如果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他不说“上面认为好”而是说“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这是对我们省委最大的信任和支持。
当我汇报到想逐步放开物价的时候，他说，统购统销恐怕还要有一点。我体会他这话给我们留有很大的余地。他可能是为了把这工作搞得更稳一点，如果我们认为可以取消统购统销的话，完全可以放开市场。时隔一年后，广东的物价就几乎全部放开了，广东，特别是深圳、珠海特区是最早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搞市场经济的。当然，只能说是开始实施。
关：计划经济真的管得那么严？
任：我给你讲个例子吧。我记得当时一盒火柴，要提价两分钱，能否提？得拿到省委常委会上讨论决定。计划经济就是这样，党管一切，鸡毛蒜皮，什么都管，不可能管好。
坚持先行一步，加快发展
关：你主政广东期间，遇到过什么大的困难？你又是怎样面对的？
任：我来广东遇到的第一难题是在（19）81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国民经济的调整，这自然就涉及到改革开放，涉及到广东办特区的问题。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