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没有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会员，日本此举并非是在考虑公平融资决策和环境影响等亚洲利益的基础上作出的选择，或许是基于优先考虑遏制中国崛起和加强日美关系而作出的判断。
日美同盟促使日本在亚投行问题上追随美国而遏制中国
日本经济新闻5月22日报道，日本一直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向东南亚提供援助，由此获得的信赖或许不会因不参加亚投行而受损。同时，各国对寻求扩大海洋权益的中国的警惕感正在加强，这也是事实。作为对抗势力，日美的存在对于该地区来说仍然重要。但是，能否安于这种局面呢？答案是不能。日本有必要再次显示出在亚洲不断承担积极责任的强烈姿态。
为此必须认真倾听亚洲的呼声，进一步理解现实和需求。
印度尼西亚前外长哈桑（Hassan）称，“我国的基础设施需求正在增加，但财源有限”，对亚投行表示了期待。哈桑认为“日本正在享受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益处，担忧亚投行的决策机制这点可以理解。但是应该也有加入其中讨论改善举措的选项”。
新加坡《海峡时报》总编辑华仁·费南德斯（Warren Fernandez）的观点是，“为了避免（亚投行）成为专为中国的组织，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应在较早阶段发挥影响力”。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则尖锐地评论：“世界正在改变，但日本的外交依旧老套。或许算是在追随美国吧”。
报道称，熟悉东盟历史的东京理科大学教授大庭三枝表示，“东盟正在通过经济发展和整合来增强自信。日本居高临下的态度不再适用”。
2000年东盟的经济规模只相当于日本的13%，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到2019年将增长至日本的三分之二。东盟企业将不断发展，中国和欧美等全球企业也将云集于此展开竞争，东盟正在成为这样充满活力的地区。在这种背景下，东盟具备了不屈从任何大国，与各方均衡保持交往，以获得利益的高超手段。日本只是伙伴国之一，即使稍微想一下因为一直的经济合作，因此东盟会对日本言听计从，就将招致反感。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东南亚总局的小川忠局长表示，“经过1974年的雅加达反日暴乱，日本基于提倡心心相印的福田主义采取行动，在东南亚孕育出了亲日感情。不能就此满足，必须继续播撒相互理解的种子”。
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尼日益增多的劳动争议中时常出现“劳工”一词。劳工指的是日本侵占印尼时被强征的劳动者。进入印尼的日本企业还应该注意历史问题。
那么日本应该做什么呢？今后基础设施援助和企业投资依然十分重要，不过仅仅这样还不够。印尼的经济杂志《环球亚洲(Globe Asia)》报道指出“日本有必要与东南亚进行双方向的关系强化。
此外还应该促进亚洲的对日投资。接受新加坡企业出资的车辆运输公司“ZERO”的社长北村竹朗表示“在亚洲市场开展业务变得容易”。亚洲企业的投资将有助于激活日本经济。
日本的期待也有必要适当地表达。例如，废除对业务造成妨碍的不透明的限制、惯例和保护知识产权等。此外在基础设施投资的优先顺序和资源出口方面也有利害不一致的时候。虽然没必要不假思索的答应所提要求，但是也应该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加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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