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会即将于6月投票表决2017年政改方案，而港府在这个5月份所进行的一系列政改咨询，面临着不同派别的反对团体的反对。而当“反对”和“抗拒”成为当今这个世代不可“抗拒”的方式时，香港的反对派（尤其以泛民主派为首，当然他们的“反对”涉及实际的政治利益）从来未能以一种大局观去了解他们真正要反对的是什么。
民众派心中理想的普选方案如果真正落实，与香港具体的社会经济和民生的关系在哪里？而他们又在多大程度上真正了解当今在西方的各种民主制度下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当中包括议会和行政首长在西方式民主制下能否真正发挥其效能？而有多少西方国家通过普选产生的领袖能真正带领国家走向一个正确方向？他们甚至有时连行使其执政的意志也被阻碍，最后只沦为利益集团透过民粹主义反对其决策的“人形纸板”。无怪乎连众多西方的思想家也认为，现今我们社会改革的敌人恰恰就是西方式民主制，它正阻止我们对一切可能制度的想像和创造。
反对政改方案者的逻辑
而其中一个西方思想家齐泽克（Slavoj Zizek）则透过具体的比喻来点出西方式民主的真正症结，这实在和香港现在反对政改方案的逻辑如出一辄。他曾在一个电视访谈中谈到我们这个世代意识形态上遇到的困境，他宣称西方社会面临的最大政治问题是，人们被逼处于一种虚假的自由选择中，而到最后同样只能落入虚假的反抗。齐泽克认为，反抗成了今天唯一的道德标准（不反抗便是罪名和愚昧）是基于西方民主制就担演了一种 “后现代式父亲”的角色。一般的父亲对待儿子总不可能脱离他自身的意志的施加，比如一般的父亲若要求其儿子探望奶奶，便会直接说：“儿子，明天你去探望你奶奶。”这是一个意志的直接施加, 这种施加也同时清晰表明了父亲（权力行使者）和儿子（人民）的责任。然而，后现代父亲的可笑之处是，当他把意志施加于儿子时，他总会在施加意志的命令前说：“儿子，我知道你是自由的，凭你的意愿去做吧！” 然后才说：“你明天可否去探探你奶奶，你是好孙儿的话应该知道怎么做啊！”前者和后者有什么分别呢？前者容许人们很清晰地知道，父亲的意志是什么，反而更容许我们知道自身的选择是什么，也就更了解这个意志背后的责任（父亲下命令这个角色的责任以及当孙儿考敬奶奶的责任)，这涉及这个执行这个意志的目的为了什么，父亲施加意志的责任十分清楚，你若不去执行这个意志为了什么也就更清楚了。而后者的可怕之处在于，当儿子必须承担一种绝对自由姿态时，父亲的责任很吊诡地消失了，所有责任只落在儿子一方身上, 因为他的选择是基于他的绝对自由, 因此最后给果与人无尤，这个意识形态也不只在西方民主制上体现出来，它也透入到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例如标准普尔（S&P）金融评级机构被美国政府2015年初就其于2008年的金融海啸因对次按的金融产品的评级而被罚170亿美元，而当中对这些产品的评级的作假恰恰是建基于如后现代父亲的银行问金融评级机构的儿子：“我这里有一些金融产品，你是自由和客观的，请为我评一下它们的级别吧！但你是个很好的金融评级基构，而全面的数据也许很贵，我愿意负这个价钱的，你应该懂下个好的判断啊！可能你们会说：“这个儿子最后不是也承担了他下错判断的后果吗？他最后被罚了170亿美元啊！”那我们又试试看看客观的数据，从2005年到2015年，标准普尔共赚了约2,000亿美元，被罚的还不到他这几年作假的10%！若以2008年金融海啸作分水岭，2014年它的业绩240亿美元比它2007年最好的业绩210亿美元还要好，即它被发现造假后的业绩不跌反升，结论是真正为这造假负上代价的只是大众！
没有无条件性的自由
回看泛民主派否定的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我们可以发现，它并不是一种后现代父亲式民主, 在1,200人的提名委员会提名出来的候选人无可否认是盛载着中央政府的意志，但这不正正表明了北京容许港人清楚中央政府对港人的责任？这也就表明了选择的条件性，简单来说，真正的选择是要了解在具体的条件局限下有什么选择，而不是漫无目的的选择，漫无目的就等于不了解为什么要选，因为这个血肉的世界根本不存在什么也可以选择的自由，而只有在物质条件下才有可能，回想民主的起源雅典，民主制只能基于奴隶承担了公民的生产才有可能。
可是，现在泛民主泛却透过 “公民提名” 这个虚假的理由要求一种虚假的无条件性选择，也就是希望建立一种“后现代父亲式”普选，但这样做法只是迷惑和欺骗群众，让他们以为能把 “全香港人” 意志下放到社会的虚假图像，也同时使他们忽视了，政治权力总要透过某集团承担众人意志，而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所有人的意志也可以施加于社会中，而且这种后现代父亲式普选还有一个后果是，一旦这个集团有任何行政失策，基于“你是完全自由的”，所有责任也只能还原到选民的责任上，那责任便只剩下“你必须再选一人代替这个犯错的人”，但其他一切建设性的可能性将付诸流水。这也难怪几年前，某香港知识份子报章便有人直接指出，中央政府根本不用介意香港有这种“后现代父亲”式普选，只要可以卖政治广告，根本同样可以透过传媒力量令港人投票予中央政府属意的候选人，情况就如同以媒体来作金融产品的评级，但最后承担责任的只是民众。
然而，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绝对不会担演一个“后现代父亲”的角色，纵然在香港某些传媒的放大镜下，少数人对“后现代父亲”的要求被放大何只千倍! 其实只需要看看西方民主制的彻底失败，例如希腊透过选举新上台的政府班底根本没能力对抗欧盟要求的紧缩政策，乌克兰甚至要求为人民抗拒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统下台！这些也容许我们看到，现今西方藉着所谓全民普选而体现的民主和自由如何虚假，这种“后现代父亲式”民主只是一种 “我吃饭，你结账！”的不负责任逻辑，然而在这个把西方民主制神话化的世代，它成为了操控民粹的一种手段，他后果是使一般社会最实际的发展问题总被掩盖，而香港社会底下阶又有多少市民真正关心和欲望这个包含“公民提名”的后现代父亲？他们关心的会不会更多是社会的经济发展和一切民生问题？正如当年董建华提出兴建85,000个公屋单位时又是谁拉他后腿，阻碍他的意志的下放？香港人总是善忘的，但切身的利益总比虚无飘渺的“后现代父亲”式普选实际。可惜的是，香港真正大部份人的声音总被埋没在要求这种父亲的人喧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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