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名称65年来首次升格为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关于统战系统将迎变局的说法开始盛行。如果再联系到孙春兰和王正伟双副国级的高配，以及作为统战工作最高组织的全国政协会议在2013年重启时隔48年的双周协商座谈会和习近平高调谈协商民主，足以看出统战系统的变局早已开始。同时，截止到现在，大陆已有23个省份的统战部长由常委兼任，为历史所罕见，统战系统在整个政治架构中的地位随之提升。
统战部“收编”互联网大佬
作为执政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统战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具体历史背景下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的重要手段。无论是国民大革命期间的国共统一战线，还是抗日战争期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乃至今天中国的爱国统一战线，统战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既然如此，在执政党对内从严治党、提倡依法治国、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第五个现代化”之际，统战系统的变局确实不同寻常，甚至背后有某种政治考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视为执政党倒逼改革的顶层设计。
习近平在本次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不仅要增强责任意识、配强工作力量，还要改进工作方法”，“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包容差异，尽可能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找到最大公约数”，“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巧合的是，值此之际，一直未能平反的中央级“五大右派”之一储安平的衣冠冢据传是经过当局的批准。如果再考虑到统战系统本身正在发生的变局，以及习近平在今年“两会”期间给逝世的《南方日报》首任社长、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老右派”曾彦修送花圈，不难发现，习近平对统战系统不够满意，期望在提高统战系统地位的同时推动统战系统的变局，发挥统战工作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的应有作用。
统战工作的对象大多是党外知识分子，有文化、有能力、有社会声望，是一种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建国初期的时候，由执政党与统战对象组成的全国政协会议一度是全国最高权力机关，背后足见党外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本来在历史上，党外知识分子与执政党的配合一直较为默契，可是由于反右、文革、“六四”的存在，使得他们当中许多人产生担忧和怀疑，影响着与执政党的关系，而这对于执政党的改革颇为不利。
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红利逐渐稀释，新的矛盾日益突出，发展面临新的制度瓶颈，到了二次改革的重要历史关口。党外知识分子大多是支持改革的温和力量，是体制外决定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力量。自近代至今的历史上，之所以革命每每压过改革，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体制外的改革力量不断削弱，温和派被迫走向激进，最终革命占据上风。
今天的中国刚好处于改革的风口浪尖，体制内有保守力量与改革力量的博弈，体制外有温和改革派与激进派的博弈。要想改革顺利促成，必须体制内的改革力量胜过保守力量，体制外的温和派压倒激进派，而欲想达到这种理想结果，又不得不依赖于体制内的改革力量与体制外的温和改革派的良性合作。某种程度上说，统战系统的变局或将是习近平吸纳体制外改革力量，淘汰体制内僵化官员，在全社会传递改革信号的重要筹谋。
如果体制外的改革力量（很大一部分是知识分子）能够被统战、吸纳，既可以给外界传递改革信号，建立改革的信心，壮大体制外的改革声音，又能让被统战的改革力量在此过程中吸取政治经验，变得务实，更能对大批不合格、只会吃喝、僵化的统战人员进行大“换血”，从而扩大体制内的改革力量。
在王岐山推荐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里，曾有专门章节分析知识分子在国家政治转型中的作用与危险。在托克维尔看来，对于一个政治不透明、缺乏政治自由的体制来说，转型期间很有可能会出现危险的“文人政治”，即一批严重缺乏政治经验的文人在逐渐走向激进的过程中通过自身的思想启蒙鼓噪着整个社会走向激进，最终革命爆发，改革戛然而止，新成立的政权可能更加糟糕。如何规避知识分子逐渐走向激进的风险呢？如何让偏于理论建构的他们更加务实呢？一种可行的方法是体制将他们作为统战对象进行吸纳，甚至允许他们进入政坛，让他们在理论建构的同时又能掌握足够的内情，获得重要的政治经验，形成政治能力，从而推动改革的前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统战工作进行变局，引入体制外的温和改革派，增加体制内的改革力量，减少体制外的激进力量，对于执政党的政治转型乃至中国社会的变革，均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倒逼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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