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是在1989年8月19日写给周扬的女儿周密的信中说这个话的。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说周扬是“被气死的”。但是周密以及所有的人都彼此心照，陆定一指的，并非周扬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所遭遇的迫害，而是在说1983年发生的那一桩公案。
周扬
周扬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处境是悲惨的，无数次被抄家、批斗、辱骂和殴打，然后是8年的冤狱。1975年7月，当他从秦城监狱出来的时候，满头白发，面容憔悴，脸色苍白，说话、走路都很吃力。不过，那个时候他还是非常达观，自认为“身体还可以”。“这老头儿总算挺过来了，”陆石感叹，“够坚强的。”“文化大革命”的遭遇并没有彻底地摧毁他的身体和意志，他很快恢复了往日的豪迈和潇洒。他把这种气概一直保持到1983年，然后，似乎是在一夜之间，他的豪迈一落千丈，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该不该如此长寿。
根据他的女儿周密的陈述，在那次众所周知的“事件”之后，他的精神备受刺激，身体急剧衰老，面容憔悴，动作迟缓，他不止一次地对周密说：“每天早上起来，我都觉得非常疲倦，实在太累了。是不是我活得太长了？”然后他就开始念叨那些他所熟悉的已经去世的人：“主席、少奇、总理、陈老总，他们都走了，还有梅兰芳、郭老、茅盾、老舍、田汉、立波、赵树理……”
周密所说令周扬“备受刺激”、“急剧衰老”的“事件”，乃是指1983年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
事情由周扬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所作的报告开始。1983年3月为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纪念日。按照既定的安排，一个学术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由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联合举办。这时候周扬在中宣部并无实际的职务，名义上只是一个顾问，但中宣部还是提名由周扬来作主要的报告人。这或许是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是党在文化方面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或许是因为他原本就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拥有极好的口才和鼓动人的本领，或许是其他一些不为人知的理由。
周扬接受了中宣部的要求，但他不满意中宣部为他确定的演讲选题。这个选题仅仅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问题，他认为范围太窄，便自作主张以更广阔的视野来作他的报告。他似乎也不满意中宣部为他组成的写作班子，自己挑选了王元化、顾骧和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王若水组成一个小组，为他起草讲话稿。
3月7日上午，报告会在中央党校礼堂开幕。按照党的既定之规，周扬的报告是要提前送达上级审阅的。可是，直到前一天晚上，那份演讲稿还在人民日报社的印刷厂里排印。会议就要开始的时候，排印好了的讲话稿匆匆忙忙送到会场上，看来送审是来不及了。这时候中宣部部长邓力群表现出令人感动的宽厚，他连看也不看一眼就说：“先讲吧。”
周扬就这样讲了。他的讲话洋洋万余言，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所阐述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思想。他说：“人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目的，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目的。生产本身不是目的，阶级斗争、人民民主专政本身也不是目的。过去，许多同志把这一点忘了。”他说他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的体系中，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是，我们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在马克思主义中，人占有重要地位。”他还引用马克思说过的许多话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现实的人道主义”。
在作了这些阐述之后，周扬开始说明“异化”的概念。他说，承认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反对异化，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什么是“异化”呢？周扬举例说，我们过去在经济建设当中干了不少蠢事，到头来自食其果，这就是经济领域的异化。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做权力的异化。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个人崇拜就是最典型的例证。有鉴于这些事实，周扬就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异化，所以也就有必要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他还说，这个问题应当继续讨论，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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