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日本执政的自民党总务会长二阶俊博牵头组织的浩浩荡荡的3000人访华团的飞抵北京，尤其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竟受到习近平主席的亲自接见，以及习近平主席的莅临欢迎会、致热情洋溢的讲话，这一大型友好、交流活动的成效已然倍显，中日关系也必将随之快速升温。
由日本各界人士组成3000人访华团做亲善使者，很容易让人想到1983年，3000名日本各界青年精英访华团的到访中国。那个年代，可谓中日关系最令人称羡的年代----日本援助中国改革开放，援助建设多个领域的众多项目，日本的电视机开始走入中国家庭，风靡一时的日本电影，几乎影响了一代中国人……中日友好，确乎达到了一个高峰。
我们注意到，此次习近平主席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的讲话，多方面透露出了积极的信息，比如，以孔子的“有朋自远方，不亦说乎”来表达内心的欢迎，以自己在福建工作时的所闻以及2009年自己在日访问的亲身经历，表达中日友好传统的源远流长，以及以“中日和平、友好、合作，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总结，皆无不彰显出，中国方面对于中日友好的建设性态度以及积极的努力。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二阶俊博此次率众访华，一个重要的使命是，向习近平主席转送安倍首相的亲笔信。耐人寻味的是，二阶俊博是当着参加大会的3000名日本访华团成员以及500名中国与会人士的面，向习近平主席呈递安倍首相的亲笔信的。更具深意的是，习近平主席接过安倍的信，同样是“当众”说的一番话：“我和安倍首相已经举行过两次会谈。只要切实推进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中日关系就会有好的发展。请向安倍首相转达我的问候。”
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与安倍首相第二次见面时曾言：“一回生，二回熟”。此次以如此口气“当众”表达对安倍的问候，显示出中日关系确乎有了根本性转变的迹象。
我们无从知晓安倍首相的亲笔信，会谈到哪些内容，会以什么样的口吻谈到中国、中国领导人以及中日关系，但无疑，其注定有更加友善的姿态、更加谦逊的态度以及更加主动的作为。也正由此，方换取了习近平主席的积极回应。换言之，这封信的内容，中方已然知晓，“当众”呈递信件，或只是一个外教程序与礼仪而已。
从受众的角度看，当着3000名日本访华团成员与在场的众多中国人士呈递信件，其实就是当着全世界的面表达相关信息，这其实更是一种姿态----诚恳、主动、谦逊、积极。由此换来习近平主席的“问候”，亦在情理之中。
2012年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以来，中日关系经历了一段非常时期，民间的外交友好往来亦被阻断。尤其令人痛心的是，几代人精心培育的中日友好关系，几近走到恶化的边缘。近年来，中日关系起伏不定，对中日双方其实都是个噩梦，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若从民间的角度以及外交事务与民间情绪的关系来看，很多裂隙或许是可以避免的，似乎还有更加智慧的方法对待两国关系。
如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回味、反思。
其一，外交沟通、外交谈判与外交努力的“当众”化，会令外交关系全无转圜、回旋与互相妥协的余地。外交事务有必要尽量避免“当众”化，有必要“背后”“私下”多交流、多沟通、多理解，干戈总能化玉帛。
回顾2012年以来的中日关系，很多时候都是“当众”的、全无外交隐秘的。这种“当众”化，使得中日欢喜愈发针尖对麦芒。比如，日本决定将钓鱼岛国有化之后，两国领导人的“对话”、中国方面向日本方面表达极其强烈的反对以及不满，就是在一个公开的外交场合，是当着全世界的面进行的。这样的“当众”表达，固然表达了我们的真实态度，但与此同时，似也减弱了外交事务本应有的主动性、灵活性。
显然，外交事务应充满弹性、余地与张力，应有所遮瞒、有所顾忌、有所忌惮。有时候，甚至是“表里不一”“口是心非”的。这是外交的策略、手段，更是外交的智慧。
中日关系其后的一些事情，基本上也都是照此而行。以至于，安倍多次在国内表达与中国友好、与中国领导人见面、交流的愿望时，自己皆全然没有把握能否实现。
其二，外交事务本身应有充分的自信，应充分运用外交自身的力量。号令民间情绪、裹挟民间情绪，这未必就是最佳选择。换言之，外交与民间情绪应保持一定的距离，应有长远的眼光，应多向民间传递积极、友善的信息。
外交事务，一向就与民间情绪靠得很近。稍不注意，就容易引发纷争。昔日的“火烧赵家楼”，就是因外交事务而引发。
作为外交主体，有必要与民间情绪保持应有的距离，有必要警惕受到民间情绪的影响与冲击。尤其不能习惯性地利用民间情绪来壮大声威，来弥补自身力道的不足。这样做，或许可以有一时的成效，但后患无穷。最新的例子是，2012年中日关系紧张，民间的不理性情绪爆发，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并且，民间情绪的惯性，一时很难“回头”。历史与现实皆如此。当外交转向时，我们需要花费很大的气力，去扭转民间情绪，说服、动员民间判断。这实际上也加剧了民间情绪与民间判断的简单化、粗糙化，并陷入循环、轮回的怪圈。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们有必要从古人的智慧中汲取营养，并进行符合现代智慧的创造性转换。
其三，不应鼓励媒体、舆论将外国以及外国领导人简单化、脸谱化甚或漫画化、丑化。
既往，我们曾有过全面外交、全面友好以及全民同仇敌忾的外交时代，比如，称“苏联老大哥”“苏修”，“美帝国主义”等。尤其是，我们对于一些外国领导人的爱憎，几乎灌输到了每一个人。
如前所述，这固然有着前现代外交时代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在一个历史时段内，这同时又有着某种不能自圆其说的弊端。
当今时代，我们有必要强调外交与国民的双重尊严、自尊，这其中就应包括，对别国以及别国领导人的尊重，这本身其实就是一种自尊。
遗憾的是，习惯于丑化、漫画化与我们有龃龉的别国领导人的风习，而今更有了娱乐化、商业化以及怎么吸引眼球怎么来的趋势，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在这方面，一些媒体充当了急先锋----其本意，其实已不在被讥讽、丑化的对象本身，而是为了吸引读者、聚拢人气。殊不知，这样做的结果，对于外交以及民间情绪，已然构成了双重的伤害。一个简单的例证是，如前述所言，当我们的外交需要转向时，我们需要花费很大的气力，去着力修补别国相关领导人的形象。
无论是漫画化、丑化，还是娱乐化、商业化，皆加剧着我们外交的阻力与困难。同时，我们的民间情绪愈发简单化、民间判断愈发平面化，民间理性与冷静的思考，愈发阙如。
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应尽量抛却仇恨、抛却敌意，抛却隔膜，抛却冷漠。外交如此，民间情绪、情感，同样如此。
实际上，习近平主席的“当众”表达，把安倍当成一个可以合作的伙伴，而非一个潜在的敌人，已然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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