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在印度已经达到了“猖獗”的程度，印度官方一项对“黑钱”的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地区每户居民每年向警察、官员和政客行贿的数额约为4,400卢比（1卢比约合0.02美元），农村地区的“行贿成本”也不低，每户每年约2,900卢比，更令人震惊的是农村扶贫项目的肆意敛财。
印度劳动者在铺设铁路
印度的“行贿成本”
《印度时报》发文称，受印度政府委托，印度国家应用经济研究委员会于2012年9月至12月进行这项调查。相关报告已于2013年至2014年提交印度财政部，但直到现在才报送给其他政府部门征求意见。路边摊贩、街头小吃摊也得行贿。在首都新德里及其附近的北方邦诺伊达市、北方邦首府勒克瑙、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以及海得拉巴，小贩平均每个月需要花大约1,100卢比行贿，相当于他们月收入的13%。
调查显示，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东部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奥里萨邦首府布巴内什瓦尔、南部泰米尔纳德邦首府金奈、安得拉邦首府海得拉巴、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浦那市的居民为日常生活和工作付出的“行贿成本”最高。为了“托关系”求职、调职，这些城市的家庭每年平均花费大约1.8万卢比，同时他们要花大约600卢比买通交通警察，以免吃罚单或遭刁难。
调查显示，行贿受贿现象在农村地区猖獗，尤其是一些专门面向农村贫困居民的扶贫项目，更是变本加厉。
报告说，包括“圣雄甘地全国农村就业保障计划”、向农村穷人提供住房的“英迪拉·阿瓦斯计划”在内的众多社会保障项目和奖学金项目，许多农村居民必须行贿才能得到名额。对北方邦、东部比哈尔邦、奥迪沙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安得拉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359户人家的调查发现，他们中半数受益于这些扶贫项目的人是靠花钱买到资格。公共领域的回扣比例也令人震惊。调查人员对退休的政府官员进行了访谈，报告最后指出，对于政客和官僚而言，公共领域投资是获得非法资金的便利渠道。平均而言，这些“黑钱”相当于工程成本的2%至10%；一旦工程延期，官员拿到的好处可以高达工程款的20%。报告估计，工程额外支出的5%到10%落入了贪官们的腰包。
这项调查，由印度中央直接税局资助进行。目前，来自不同政党的印度议员摒弃了自己的党派界限，一致要求政府制定政策，阻止“黑钱”在国内产生。议员们说，这些“黑钱”要么是藏在国外，要么是投到了房地产行业“洗白”，或是变成了金银珠宝。他们强调，只要“收受黑钱”行为还存在，针对它的斗争就不会停止。
报告估计，“圣雄甘地全国农村就业保障计划”在执行过程中行贿受贿更普遍。
为何民主治不了印度的腐败
人们普遍认为，民主可以被用来抑制腐败。通过公民和政治对手对腐败问题的攻击，以及公众听证和选举等手段，民主制度和民主政治可以将腐败行为公之于众。还有人认为，民主的优势在于横向问责，具体包括独立司法、制约与平衡效应、新闻自由、社会舆论和制裁等各种手段，后者常常通过私人协会、援助性法规、对法治的公开承诺等方式来执行。的确，全球腐败排名直观地显示出，民主国家的腐败程度较低，而不民主国家的腐败程度较高。
但是，就这种尚有争议的排名来说，民主真的能够解释腐败的国别差异吗？民主不仅是一种制度和实践，更是一种结果，它可以对腐败的深层次因素进行反省，也可以用来分析缺乏何种民主因素，社会将会失去正常运转的动力。民主可以与富裕、强大的公民社会等发展指标相混同吗？如果可以，那些民主程度较低的国家就会在应对腐败问题上捉襟见肘了。
民主体制下的印度在控制腐败方面有明显的优势吗？事实上，民主本身并没有加重或减轻腐败程度。在某种程度上，民主是否能够抑制腐败，关键取决于经济发展。一个发达的经济体可以提供资源和重要的制度来保护合法行为，并规划出获取和使用财富的正当途径。不过，发达的经济体却为腐败性掠夺提供了机会。印度的案例表明，不完善的民主易于受到破坏性、掠夺性腐败行为的侵蚀，这种腐败很难得到控制或根除。这些发现不仅在与腐败和民主相关的研究上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唤起了人们对已经被广泛接受的关于腐败控制和自由化改革思想的重新评估。这里的“民主”指的是制度和程序。这些制度和程序可以促使统治者对公民承担起责任，以便进行有规则的竞争性选举，在结构上保证公民权利，实现法治。以这些标准来衡量，在过去的60年间，印度在诸多方面就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了。印度越来越陷入“不自由的民主”之中：在这一选举政体内，理论上，自由和法治是有保障的，但现实却与之相反，如出现了宗教隔离、大量的腐败、无视法治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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