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治失效的主因

系列前文总结港英政府管治香港的五个成功因素，即英式法治、高度自治、市民信任、亮丽政绩及公众参与。 香港回归保留原有制度(包括英式法治及有公众参与的咨询架构)不变。 虽然回归时市民对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有疑虑，但由小圈子选出的首届特首董建华却是众望所归。 根据港大民意调查(下同)，市民对他上任时的评分高达64.5(末代总督彭定康在任内的新高评分只是64.1)。 第二任特首曾荫权上任时的评分更高达72.3。 换句话说，港人完全没有「恋殖」之情，并曾对首两任特首寄予厚望。 可惜他们在任内的表现令市民失望。 董特首离任时的评分为47.9(任内评分因为坚持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一度跌至36.2)。 曾特首亦以最低的44.4评分离任(相信是受他涉嫌行为不当影响)。

今届特首梁振英上任时的评分仅52.5(相信是其大屋涉嫌僭建影响)，其后他的负面新闻不断(包括爆出上任后收取之前的离职补偿)，导致他的评分很快便跌破50。 梁特首的最新评分为43.2。

回归前的港督或回归后的特首拥有极大的行政独断权力。 市民对这位最高领导的信任度自然影响他们是否信任其领导的政府。 (例如市民对梁振英政府的信任度最新净值为-0.4%，相比曾荫权任内市民对其政府的信任度净值最高时达至60.9)

港人对首任特首董建华由信任到不信任的转折点是他在港人身受经济衰退及沙士之苦时，仍然坚持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 这个爱国表现亦令港人首次感受到回归后祖国的庞大身影。 自由党倒戈一击令此项任务未能完成的后果是中央政府从此收紧对港政策。 这是后期的董特首及继任的两位特首自治高度愈来愈低的原因。

董特首的爱国情怀令他对原来港英时代的司、局长班子存有介心，加上时任政务司长陈方安生对回归后香港一切都无须改变的执着，导致回归初期施政没有之前畅顺。 这个内部不协调催生以政治委任代替公务员的问责制。平心而论，2002年开始的首届问责班子吸引到不少令市民眼前一亮的外来精英(例如梁锦松、李国章)。 而其余新加入的官员都是有专业能力的人才(例如马时享、廖秀冬、杨永强)。 期间个别官员亦体现问责精神，包括引咎辞职(例如梁锦松、杨永强)。 可惜这个政治委任制度每况愈下，由曾特首时期以原有公务员为主到今天部分官员甚至有滥竽充数之嫌，而问责精神亦沦落至荡然无存。

董特首任内做不出成绩，部分是时势不就(例如亚洲金融风暴、禽流感、沙士)，部分是急于求成(例如23条立法)，部分是能力有限。 虽然在他任内有「官商勾结」的质疑，但直至今天，董特首的个人诚信体现了他经常说的「比白更白」(whiter than white)的标准。 讽刺的是，他示范较之前港督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个人操守令继任的曾特首因涉嫌贪便宜显得难看，更令不断重复「我没违法」的梁特首失却市民对他身为政府最高领导及道德表率的尊重。 」

基层出身，熟悉政府运作，见证及参与过港英成功管治经验，百分百香港制造的曾荫权，原本是最有条件成为回归后的最佳特首。 他的主要过失不是贪图便宜，而是没有充分利用港人对他上任时的高度信任，趁机发挥他驾驭政府机器的能力，挑战既得利益，特别是地产商，致力解决香港的房屋问题。 有论者指他甘于因循是害怕重蹈「八万五」的覆辙。 这不应该是个有为特首的辩解。 无论如何，曾特首辜负了港人对他的期盼，亦间接协助美言求变的梁振英爆冷成功当上特首。

僭建问题缠身的梁振英以低民望出任特首。 经过连绵不断的怀疑涉嫌收取或不申报利益的报道，今天大多数市民对梁特首的个人诚信有怀疑，是不少民调反映的客观事实。 不提政改，他在竞选时开出的民生承诺也迟迟未能兑现(例如标准工时、取消强积金的对冲机制、解决房屋以至住房问题等)。 他的低民望、低信任度为政府每项政策都蒙上不怀好意的阴影。 有建制派人士以政改不通过梁振英便会连任作为游说市民支持政改的理由，除了令人感到荒谬外，其实是反映今天政府管治失效的主因----大多数市民不信任特首。 部分梁特首委任的官员诚信成疑、能力有限，也增加市民对他的不信任。

早于2013年，最有政治智能的建制派领袖曾钰成便在评论陈茂波涉嫌囤地时，提到源自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斯佗的「塔斯佗陷阱」，意思是指当政府失了公信力时，无论它说什么，做什么，人民都会认为它是在说假话，做坏事。 今天的梁特首及其领导的大多数官员，特别是在处理政改或其与中央政府有关的政策上，恐怕已堕入塔斯佗陷阱。 因此，期望今届政府在余下任期可以挽回市民对它的信任。 等于是椽木求鱼。其实管治以信为本不仅是西方价值。 在《论语》中，子贡问政，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必不得已，可以去兵，甚至去食，但「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无论政改是获通过或被否决，下届政府在管治上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令港人恢复信心，而前提是由中央委任的特首是个港人信任能够平衡国家与香港利益，并在中央领导面前不卑不亢地维护港人福祉的本土领袖。

管治好香港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政策。 既然中央明确宣示的立场是必须委任百分百信得过的人当特首，那么，不能享受民主的港人完全有理由要求中央委任一个能够缓和社会矛盾，解决民生问题，促进经济发展的人才，而不是个唯命是从，制造敌我矛盾，诿过于民的左派官员。

香港有人胜任符合上述条件的下届特首职位吗？ 胜任的人能够在今天中央收紧了的治港政策下发挥才能吗？ 港人不信任特首，导致香港管治失效，也令港人不信任中央，难道中央不需要反思？ 种种问题，下回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