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6月4日，支联会所将举办的六四烛光悼念晚会再次成为了香港人的焦点，然而，在这几年随着香港本土派在政治论述上的崛起，纪念六四事件被形容为与香港本土身份毫无关系的闲事，也被这些本土派看成是阻碍香港建立自治城邦的大中华主义思想的体现。本土派这种想法除了突显他们狭窄的世界观和作为失败者的恐惧外，还看到有某些香港人的自私自利态度。
每年的六四烛光晚会已经愈发像是一种宗教式的祭忌
支联会全名为“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顾名思义，这表达了香港人对中国的热爱和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参与热情，而以泛民为代表的支联会，恰恰代表了香港的核心中坚分子----中产阶层，因此，有别于曾荫权含糊不清地定义的“走第三道路”的中产，或曾进华所谓“喝咖啡或看法国电影”的中产，真正的中产价值观能在六四烛光悼念晚会中看到，那便是那些一直对建设中国有热情的香港精神，而总不是那些自私自利只顾独善其身的颓废主义者立场。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开始发现，关于每年的“六四烛光晚会”和“七一大游行”，已经成为了一种僵化的宗教仪式，比如每次都只是同样的致辞、唱歌和燃点蜡烛悼念，这种宗教形式化的参与阻碍了参加者对六四事件的科学考究和对事件背后来龙去脉的反思，也使他们未能从中找到自身如何改变和建设中国的方向，也正因为这种宗教化，六四事件可以说是被视为政治立场的道德分立点，亦即“大是大非”的问题，因此才有了“维园阿伯”和“民主派”之间的对立。同时，也因这个议题完全被道德化，令我们更不敢认真的深入探讨和理解它的背景，因为我们都害怕提出任何政治或是道德上难以令人接受的假设，最终它成为了最常被提及但却最少被深刻讨论的一场政治运动。若从这个角度来看，维园阿伯和民主派或中产的立场其实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双方也是同样拥有一份关心国家发展路向的热诚和抱负。那么，这些真正关心中国以及命运的“真正”香港人应该如何放下那种宗教化和道德化的情结，真正科学和客观地了解事情？ 知识分子的美丽形象成为神主牌
六四事件发生了的这么多年，在香港，不论是主流媒体或任何政治团体的论述（包括建制派），也同样把焦点放于一个当年被认为主导整个运动以及代表群众真正诉求的群体上，他们就是学生和知识分子。这也是近年来香港和台湾的大部份政治抗争被认为最具抗争能动力和自发性的群组，然而，这到底是出于我们个人的“良好愿望”或被媒体过分渲染，我们要把一切抗争的善良美丽光环放到学生和知识分子身上？而他们所提出的诉求又是否真正代表了社会改革的可能性？如果没有真正深入调查和了解，只凭空控诉六四事件的暴力当然是十分容易，但未能真正提出建设性的改革和未来方针，却是与我先前所述的香港精神相违背的。要知道中国在1984年开始在城市的城市改革所带来的种种政治经济的不均，因此带来大量的倒卖、偷税漏税，而后来为提高国企竞争力而被实行的“价格双轨制”更是做成巨大通胀和倒卖的导火线。这些实实在在关于城市居民的生活问题和学生所提出关于言论自由和西方民主制度的诉求是互不切题的。
而同一时间，在整场运动中，学生只是参与的其中一个群体，其实基于实际的生活诉求，当中的参与者包括了工人、个体工商业者，甚至是国家干部，他们大部份并没有想过要求当时的执政集团下台的意图，而只是要求改革或修改在改革开放下的城市改革中的一些经济政策以使生活有所保障，可是这些人的诉求却在西方媒体对学生形象的放大镜下被遮盖了，而只剩下一种经塑造的知识分子的美丽形象，这就是为什么，清华大学的左翼学者汪晖曾经批评这个群体在当时的态度：“作为一个群体，知识分子既没有能力提供切实可行的社会目标，也没有理解这场动员的真正深度。这部分地是因为：作为一个针对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批判思潮，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思想没有能力察觉和理解新的社会矛盾的特点，无法了解源自基层的社会动员所具有的社会主义倾向，无法超越冷战的意识形态所提供的思考框架。”可是，到目前为止，每年的香港围绕六四事件的讨论也不能超过对这个神主牌的想象，只能悼念这个神主牌背后的亡灵，却不能回到实际构成事件的前因后果，更不能看到当天某些人的诉求的不切题----西方民主制和言论自由，这些到底和老百姓包括没有参与整场运动也不太关心这场运动的农民的利益何干？而且如果执政者真的接受学生的诉求，又是否能建立一个更富强的中国？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在这20多年的记念活动中讨论过，那么这个活动除了变成宗教仪式之外还有什么可能呢？ 借鉴苏联解体的教训
诚然，只要让我们看看，苏联在开放言论自由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我们便可以更了解，西方式的新闻言论自由如何能破坏整个社会的团结，致使西方势力能轻易入侵并侵吞这些解体后的所独立的国家的资源。前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于1985年上任，以其1987年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为标志的人道和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当中鼓吹的公开性、多元性和取消苏共领导，这些为苏联带来致命的冲击，也使它最后走向解体。而一旦国家的领导权失去重心，多民族（俄罗斯族只占苏联的40﹪）的苏联便开始四分五裂，波罗的海三国首当其冲，而结果当然是，在丧失强大的政治领导下，这些分裂国家在以往的共产政权控制的国企也落入一些权贵和外国势力的手里，而更可怕的是，种族冲突在这些大企业被垄断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贫富悬殊的影响下一触即发，南斯拉夫的种族清洗便是一例。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借镜的例子，难道中国要走向和苏联一样的命运吗？不能否认，当时学生是有其良好的意愿，但这不代表他们的诉求是合乎现实的，正如汪晖教授所言，他们的视野是完全被局限在当时的冷战思维中，因此只能看到社会主义式集权和资本主义式民主之间的对立。
因此，作为香港中坚分子的中产阶层，也承担着香港和中国命运的核心，他们绝不应只沉醉于每年的祭忌仪式，而更应该着实理解和创造社会的未来建设，这才不会让那些打着本土利益却想独善其身和杀鸡取卵的人找到口实，把一些腐败和自恋的论述灌输给年青人。与此同时，中国绝对欢迎这些中产和有识之士的参与和加入建设性的讨论之中。因此，香港的中产和精英阶层应该把悼念过去的能量转化成好好的理解历史和世界局势的动力，积极参与中国的建设。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