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距今已26周年，囿于诸多禁忌和未解密的档案，真相仍未大白于天下，有关六四事件的种种传闻，仍能见诸网络、在坊间流传----例如，六四事件发生不久就有传言说，邓小平曾放狠话“杀20万人，换20年稳定”。是否真有此事，如果有，邓小平又是在何种情况下说出？我们恐怕还要等很多年才能知晓答案，抑或永远无法得知真相。但无论如何，这句话将和六四事件一起，被永远留在历史的记忆中。2006年六四事件17周年之际，作家陈小雅拜访以气功师身份，多次前往北京富强胡同探望同乡赵紫阳的宗凤鸣，探求六四真相。本文选自2006年7月号《北京之春》，作者陈小雅，原题为《六四事件两大悬案追踪》全文如下。
赵紫阳被软禁期间，在家中与宗凤鸣合影
作者声明：本文凭记忆草成，所涉言论未与当事人核实。后果由笔者承担。
六四事件已经过去17周年，但在笔者有限的视野内，仍有两大悬疑未能“结案”：其一、对整个事件的结局起决定性作用的邓小平1989年4月25日的讲话中，是否存在“杀人”的内容？
其二、在整个事件中，杨尚昆由支持赵紫阳的开明路线倒向支持邓小平的镇压路线，其背后，是否存在权力交易？
一、赵紫阳是否读过《八九民运史》？
带着这两个问题，2006年5月24日，在江棋生先生的引见下，我们敲开了宗凤鸣先生的家门。宗先生与赵紫阳同乡，而且同庚，是经组织默许，陪伴赵度过下台后的囚禁岁月，并将其信息达于外界的不可多得的知情人和见证人。令我意外的是，虽然身为如此特殊的角色，肩负着难以想像的重大使命，也多次遭到组织警告，但宗先生的脸上，却没有留给人一点风霜感。他面色红润，中气十足；即使面对陌生人，仍然言谈自若，脸上的每一块肌肉，都是轻松活泼的。这一状况，使怀着“抢救”之念前来的我们，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它证明，此前关于宗先生心脏病手术后身体状况恶化的传言，是不确实的。为打消宗先生可能存在的戒备，也作为一种自我介绍，我对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您是否知道赵紫阳先生对于《八九民运史》的意见？我听海外有传言说，他读过的这本书上，画有“一百个问号”。您是否听说过他对这些疑问的说明？或在他家见到过这本书？
宗先生的第一反应是颇感突兀，但紧接着便是茫然，他的回答，是完全否定的：他既没有见过这本书，也没有听赵紫阳谈论过这本书。
那么，海外传言是否不真实呢？我相信它是真实的。因为有另一渠道的朋友证明，赵的那些问号，并非全部代表“不同意”，有些是表达他的“不知道”这一意思的。而从我本身来说，也可以感到，赵通过宗凤鸣、杨继绳诸位先生传达出来的信息和意见，有些是针对《八九民运史》中提出的问题的。譬如，赵是否在胡耀邦下台问题上有“落井下石”的行为？赵是否在1989年初已经失去邓的信任，权力不稳？……前一个问题，可能因吴江的《十年的路》流传较广，大部分人也认为赵是针对吴书提出的辩驳；但后一个问题，似乎还未见其他公开议论。在笔者看来，既无公开议论，似乎也没有公开澄清的必要。既然他多次强调此事，说明他注意到《八九民运史》中提出的问题。如果确有其事，而宗凤鸣先生不知道也是真实的，这只能说明，赵紫阳先生的事情，有些是藏在心里的。去年初，在赵紫阳逝世悼念活动中，海外媒体曾报道说，赵紫阳临终前，曾向前往看望的李锐先生问及宗凤鸣、杨继绳二先生的境况，以及他们的书是否出版，当李锐先生回答他，他们的境况还好，书已经出版时，赵紫阳说：“那我就放心了”。笔者曾打电话向李锐先生核实，李先生说确有其事。当笔者问到，赵的这个“放心了”，据您看，重心是放在前半部分，即针对宗杨二先生的书已经安全脱险，放下了他内心的最后秘密和寄托？还是放在后半部分，即针对宗杨二人处境的关心？李锐先生果决地回答说，是后者。
如果以上判断都是正确的话，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赵紫阳那里，还有尚未被挖掘出来的有价值资料呢？我和棋生，正是怀着这样一种探秘的心理，来叨扰宗先生的。
在我和宗老又扯了一些其他事情后，棋生抓紧时间，提出了计划中的第一个问题：宗先生，您是否知道邓小平“四·二五”讲话中，那个关于“不惜以多少人的生命换取二十年稳定”的说法？另一种说法是，此话是王震所讲，您是否了解这个情况？宗先生的表情说明，对于此事，他是胸有成竹的。思索片刻，他说，他也听到过这种传言，但没有听到过来自组织系统的传达。我接着问，您是否听赵紫阳提到过，他在朝鲜接到过邓的“四·二五”讲话？宗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反复说，赵接到的、同意的是传达的邓的讲话，而不是“四·二六社论”的征求意见稿。于是，我又问：“那么，赵是否讲过，他看到的邓的讲话，是否有关于‘杀人—稳定’的内容？”
“没有！”宗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
二、邓小平“快刀斩乱麻”讲话真伪追踪
宗先生承认，他是第一次接见像我们这样，怀着专题研究的目的，前来采访的人。大概是出于同样的兴趣，宗先生反问我，对这件事情的调查有什么结果？我简述了我访问于浩成先生后得出的印象，回答是：“极有可能。”
据信，于浩成先生是国内人中，用公开署名文章透露出邓小平“四·二五”讲话那个细节的第一人。在《五四以来中国最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见《北京之春》2001年7月号）一文中，于先生说：（《中国“六四”真相》）出版以后，特别其英文版先行问世以后，曾有一些人对书中编入文件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则信口雌黄说该书是胡编乱造出来的。但是，包括笔者在内的绝大多数亲身经历过那场民运的人都确定它们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它们的记述与当时我们看到和听到的情形都差不多。在初读该书时原来曾对两、三处地方产生疑窦，但经过一番思考后也都打消疑问，我就释然了。例如：一、在《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于四月二十五日晚上即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先行播出后，笔者即听说社论为根据邓小平在家中听取李鹏、李锡铭、陈希同等人的汇报时的讲话所写的。据说他在讲话中说了“不惜打死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的稳定”这样的狠话。此话当时流传甚广，许多人都听到并在一起议论过。但笔者于一九九九年来美后却听到有人说此话非邓所讲，乃是出自王震之口，后来偶然读到一本香港出版的《朱熔基评传》（作者郑义，与写小说《老井》的旅美作家郑义似非一人，但笔者并未向郑兄本人问过），书上有一段说：“二十六日下午，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中共支部书记大会，市长陈希同在会上传达邓小平的‘四·二五’指示，称学生背后有后台、有黑手，要快刀斩乱麻，这位八十五岁的中共总舵主说‘不要怕流血，哪怕打死二十万人，也要控制住局势，赢得二十年的宁静……’”（引自郑义：《朱熔基评传》，香港明窗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出版）邓小平是否亲口说过此话，笔者一直认为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重大问题，因为将学运定为动乱的错误定性，不惜动用军队血腥镇压的错误决策以及以后中共当权派及其追随者为“六四”大屠杀一再辩护的“杀人有理”论，其源头均出自邓小平的这一讲话。他的这句名言与五十年代毛泽东对印度总理尼赫鲁所说的“我们不怕打核战，中国即使死了三万万人，我们总还有一半”（当时中国总人口为六万万人），可以说是先后辉映，永垂史册。此话彻底暴露出邓小平堪称继希魔、斯魔、毛魔之后的另一杀人魔王的狰狞面孔。……
……正是由于邓小平此次讲话特别重要，非同小可，在得到中、英文两种版本的《中国六四真相》后，首先查看在邓的讲话中有无那句名言，翻阅一遍后不免有点失望，因为这句名言在两版本中均付之阙如。后来笔者根据自己过去参与文件制作的经验终于想通了其中的道理，秘书们在整理会议原始记录，形成正式文件时往往要经过整理加工的步骤，有些不适宜保存的词句，在秘书加工或交呈给首长最后核发时极有可能被删掉，邓的这句赤裸裸的杀人狂言，想必是由于有损邓大人的光辉形像而被略去了。类似的情况过去并不少见，如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讲过“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此话多年来在大陆法学界流传甚广，但一直没有在正式文件上出现过，因此大家在文革结束后批判这一观点时只能含糊其辞，说它是一个权威观点，而不敢举出毛的名字，后来有人告我，毛此话出自他于一九五九年对上海梅林罐头厂的一个批示，但在《毛泽东文集》按年代先后出版后，一九五九年那一套中也遍找无着。看来也是在出书时被编者出自“为尊者讳”的考虑而删除了。笔者来美后有一次读到《海峡两岸学术研究的发展》一书，其中收有丘宏达：《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大陆法律学的发展》一文，其中提到：“一九六八年七月，在广东出现一篇有趣的红卫兵文件：《彻底打碎封建、资本主义及修正主义的法制》（〔反彭罗黑线〕广州市政法机关干警反彭罗黑线斗批改小组编辑部编，第二期），文中说毛泽东说要人治不要法治”。由此可见，毛确实这样讲过，许多人也都听到过，绝非以讹传讹，但在正式文件中却不会找到。
由于信息的阻隔，我事先并没有读到过于先生这篇令人信服的分析文章。为求证他的消息的可靠性，我早就打算访问于浩成先生。今年春节后，大规模“沙尘暴”初过的第一天，天空依然灰黄，空气中还带着浓重的尘土气息，仍是瘫痪的母亲“不宜出行”的日子，经于先生和我的一位大朋友牵线，我抓紧这个空档，拜访了归国定居的于浩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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