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入占中“政治捐款”事件的港大法律学院前院长陈文敏本来拟定于今年3月担任港大副校长，但现在他的任命被一再拖延。6月1日，《明报》前总编辑刘进图发表公开信关注此事，质疑这一人事任命受阻是受到不恰当的政治干预，担心陈文敏的任命会因其遭到左派猛烈攻击而产生变数，认为校方应按一贯人事任命原则行事，不能打开人事任用按政治考虑来决策的坏先例，否则后患无穷。
的确，大学作为令人敬仰的学术殿堂，对于高层人士任命有着适应自身发展需求的筛选条件、一贯的原则与严格的秩序，不容外部社会政治压力干预。试图用政治捆绑大学运作的行为被普遍理解为对学术和教育的不尊重，总会引发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
港大副校长风波被指政治冲击学术殿堂
然而半个月前，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20余名同学要求校长不得亲政府、不满学校“仓促”任命校长而冲击校董会，导致新校长任命受阻。却有教育界立法委员对此持中立态度。更有为数不少的网民对同学们的“勇武抗争”加以赞赏，认为浸大学生会“成功阻止委任钱大康做校长”，将之视为学生抗争运动的胜利。
在香港社会的政治光谱中，陈文敏和钱大康因任命受阻而分别沾上了“右”和“左”的光圈。而事实上，陈钱二人均经过校方严格的遴选程序，完成各方面审核而成为候选人。因此，同陈文敏一样，钱大康的任命亦不应受到不恰当的政治干预。浸大学生会同学以质疑校长候选人政治立场为由干预新校长任命，迫使校董会延迟任命安排，便是“人事任用按政治考虑来决策的坏先例”。但这滋扰大学高层任命的行为在一些激进派网友眼中却成为一场胜利的学生抗争。这一现象值得警示。长此以往，政治立场是否被激进的学生组织接受和欢迎这一条件是否还将影响教授的任命和其他教职员工的受聘？本应被关在学术殿堂门外的泛政治化风潮已经开始冲击高校既有的运作模式，不得不引起香港民众的重视。在聘任委员会现场用扬声器抗辩的浸大学生会会长陈思豪向媒体表示“不希望校长人选亲政府”并且表示关注新校长“在政治压力来的时候，能否捍卫院校自主。”却未能意识到自己正在用政治立场向校方施压，也正在妨碍校方依照既定原则自主行使遴选校长的权利。
在香港，像浸大这样在咨询完成后当日任命校长是惯例。媒体资料显示，香港大学马斐森、中文大学沈祖尧和科技大学陈繁昌等大学校长的委任，都是即日完成咨询和委任程序。而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遴选校长，亦是由遴选委员会确定候选人名单，根据遴选标准逐步缩小候选人范围，最终由校董会投票表决和公布遴选结果，而非经咨询学生会后决定校长人选以及任命时间。
有关人士可以因不满校方遴选出的高层人士而提出异议，但要看其所提出的要求方向是否符合高等学府遴选人才的准则。如同钱大康所言，“应把政治置于校园外。” 高等学府作为学术殿堂，应独立于党派纷争。无论是建制派还是泛民，温和派或是激进派，都不应将自己秉持的政治取向强加给大学。校长候选人的政治取态不应该成为其在学术领域是否称职的标准，否则就会如文首提及的公开信所言，“开了大学教职员跟足规章指引行事依然在升迁上受惩罚的坏先例，这对港大未来的人事任免升迁有深远影响。”
浸大20余名学生阻止校长任命，初衷是希望大学在遴选校长过程中更多倾听学生意见，为遴选过程添加民主成分。然而，民主是手段而非目的。遴选校长的真正目的是令大学充分自主，获得发展。在此事件中，冲击校董会的方式反而妨碍了院校选拔人才的自主权。钱大康曾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及香港科技大学任教，2007年任科大首度副校长，2010年转任港大首席副校长，此次获浸大校董会一致通过委任，是各成员均认可的校长候选人。但学生会同学以质疑候选人政治立场与自己的期望不相符合为由，用冲击校董会的方式相要挟，岂非明目张胆以政治捆绑学术，与自己所不齿的“暗箱操作”、“钦定人选”等方式在本质上又有何不同。这不仅无助于问题解决，更开启了学生以政治为由干预大学高层任命的先例，加剧泛政治化风潮在香港的大学校园内泛滥成灾。
泛政治化应被关在学术殿堂门外。如果香港社会继续任由激进派造势，让泛政治化风潮在高校内蔓延，必将导致学术与教育的神圣殿堂被政治绑架，最终导致政治取态左右学术自由，其真实写照可能就是内地文革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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