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中，发生了借“论天才”、“主张设国家主席”而猛批张春桥的事件。这个事件，确是当时军队方面对文革激进派深为不满而蓄意发动、并得到很多地方老干部支持的一次进攻性较量。
文革期间，汪东兴在中共中央警卫师党代会上讲话
进攻的步骤，有如当时康生的几句恶评：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
之中，吴法宪并没有造谣，但汪东兴则确是点了火。
然而，此事的结局，倒下的不是张春桥，而是所谓林彪集团。
陈伯达首当其冲，瞬间即被打入零（令）册；军队高层的黄、吴、叶、李、邱，由此受到追究，被迫没完没了作捡讨。之中，黄永胜如同1959年庐山会议的那位黄（克诚）总长一样，也是最后才上山，并没有介入前段会议，但他也成了受煎熬的对象。
最后，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叶群折戟沉沙，黄、吴、李、邱，则跟着全部陷入地狱。
甚至，完全与“林彪集团”无关，仅仅是因在河北及保定文革高潮中，与陈伯达有些工作往来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李雪峰、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也被株连撤职关押。
但是，积极参入批张春桥事件的“主犯”之一汪东兴，却竟然安然无恙。
当毛泽东对陈伯达大发雷霆后，汪东兴仅先后作了二份几百个字的捡讨，居然便得以轻松解脱，并从此太平无事，而且日后还步步高升，官越做越大。
这事，有些让人费解。
连当时正参加庐山会议的王洪文，都深感奇怪。
庐山会议后段的一天晚上，江青召见了张春桥、王洪文等上海帮人员。在召见中，王洪文当面向江青提出一个疑问：“东兴同志为什么要那样发言？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啊！”
对此，当时江青即很轻描淡写的回答：“哦，老汪吗？他也收到了一份材料，不过他事先可不知道那些人的活动。那天在华北组的会上，听了陈伯达的发言，不知怎么搞的，他的头脑发热，就说了那番话。老汪他已向主席作了捡讨”。（徐景贤：《十年一梦》）。
江青一口一个“老汪”，充分显露了，当时的汪东兴仍与毛泽东存在着亲密关系。
不过，照历代官场规律看，一个首脑人物，一般是不会容许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与外边的人联系太密、更绝不会容忍其有任何背叛自己的行为。
然而，在庐山会议中，作为毛泽东的贴身卫队长，汪东兴却居然敢大咧咧地与“林彪集团”成员密切往来，互通情报，并且与他们策划并发动了突袭张春桥的中央政治事件。
事后，汪东兴却能够丝毫不被毛泽东追究，仍能继续安安稳稳做他的“大内总管”！
曾让无数人丢官、掉脑袋的官场潜规则，似乎对汪东兴不起作用。
有些文章说，是因为毛泽东喜欢用旧人在身边，认为对旧人他了解些，平日用惯了汪东兴，所以，即便汪东兴卷入了“林彪集团”的活动，但只要汪事后坦白交待了，作了捡讨，便可以放过，继续使用。
然而，毛泽东这方面的雅量，似乎没有什么历史事实能予以支持。
相反，显现决绝无情之官场规则的情况，却不乏见。
例如，毛泽东对他原来的秘书周小舟、陈伯达，就丝毫没有什么恋旧之说。
众所周知，周小舟原本是毛泽东很赏识的才子。1959年庐山会议前段，毛泽东还在与周小舟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并宽容周对大跃进的激烈批评，对他人传言周是什么“湖南集团”，很不以为然，反而笑说自己与小舟一样，也是“湖南集团”之人。但是，没有几天，当毛得知周小舟与彭德怀、黄克诚在庐山上有往来后，便即刻变脸，毫不容情地将仅仅尚只是候补中委的周小舟，也打入反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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