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匆二十六年过去，当再次临近“六四”，《环球时报》一篇《境外势力试图煽动八零九零后》社评，罕见地在敏感时刻将此前在国内讳莫如深的“六四”推到民众眼前。这篇文章对十几名八零后、九零后在美留学生所写的《六四26周年致国内同学公开信》进行了上纲上线的斥责。去年“六四”前夕，多人因参加小型纪念“六四”研讨会而遭警方传唤，其中浦志强等人更是因此被刑拘，并于近期被以“寻衅滋事”和“煽动民族仇恨”提起公诉，这令人担忧今天官方对待“六四”的方式，会否进一步撕裂历史伤口。
然而，仔细考察习近平自去年底以来所推动的系列统战变局，以及可能由此催生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可以发现与那些可能撕裂“六四”伤口的表象不同，中共正在形成处理某些特殊问题的新共识和新话语模式。只是这些新的共识可能尚未成熟，新话语模式也尚未被国内媒体及相关部门掌握，才让《环球时报》推出了那样文牍错乱的“檄文”，将一些似是而非的强辩视为当局观点硬塞到世人面前。
事实上，梳理去年以来的统战布局可以看到，不管是习近平多次讲话提到的“最大公约数”，还是将统战升格为“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抑或把包括海外留学人员和体制外知识分子等在内的三类人当作重点团结对象，都能看到中共已经将过去数十年遭冷遇的统战工作又重新摆放到应有位置，也能看出执政党正在为全面深化改革集聚最广泛的支持力量。如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战胜利的关键，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推动的爱国统一战线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巨大成就的关键一样，今天能否再次聚集海内外最广泛的力量，也是中国能否成功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
不容回避的是，“六四”是统战工作，尤其是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出发点面向全球统战的伤口，是邓小平时代遗留至今的历史包袱，它不仅事关所有亲历者，还牵涉到大陆、港台和海外所有关心此事的人，特别是大量支持全面深化改革的知识分子。二十六年前，不知道有多少人经历了失去亲人的阵痛，有多少人遭受理想破灭的悲伤，对历史感到困惑，有多少人自此被改变人生轨迹。二十六年以来，不知道有多少人像《秋菊打官司》里面的秋菊一样一直坚持要讨个“说法”。对于大多数坚持为此事讨“说法”的人来说，只要当局不对“六四”重新说明，他们与执政党之间的芥蒂将永远难以化解。同时，我们知道，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完善协商民主，即习近平在庆祝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所言的“有事好商量”。协商民主之所以能够被称为民主，就在于它要求寻找各方之间的“最大公约数”，而不是让民众单方面被动接受执政者的意愿。既然如此，因“六四”导致的中国社会的分裂和罅隙必须得到弥合和治愈，否则便不是“最大公约数”，便不是协商民主。所以说，无论是出于改革需要而对“六四”的伤口进行统战，还是协商民主之精髓“最大公约数”的要求，执政党都应该尽早解开这个存在于所有相关人员心里的历史心结。
而当局若想解开这个心结，就必须首先解开“六四”亲历者的心结，还他们一个应有的说法。二十六年前参与事件的青年学子，有的当时已经逝去，有的活到今天已接近“知天命”的年纪。对于逝者而言，他们的亲人为他们讨回一个“说法”，本是讲究“入土为安”和盖棺论定的中国社会的情理之中的事情。对于包括“天安门母亲”之类还存有当时记忆的人来说，能否给他们或者他们的亲人一个恰当的说法，事关他们能否安享晚年，能否在若干年之后心怀慰藉地告别人世。
讨“说法”不等于追责，更不等于要以怨报怨或纠缠于历史，而是要甩掉这个包袱，轻装上阵，赎回执政党对亲历者，特别是年轻学生们和遇难者家属欠下的债务。正如在去年今天发布的社论《六四25周年 中共须过“说法”这道坎》所言，当局要想给出一个中肯的“说法”，必须将当年涌入天安门广场的多股力量进行明确切割，即“六四”包含着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学生反腐反官倒社会运动，以及社会上小部分人借学生运动而制造的打砸抢事件。在事实愈来愈清晰、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的现代化”的今天，决不能再沿用二十六年前的“反革命暴乱”的说法，错误地将三者不分青红皂白地搅合在一起，而是应该区别对待，分清主次矛盾，肯定学生的爱国精神，给他们及其家人一个“说法”。
其次，当局也应该解开所有关心此事的知识分子的心结。知识分子出身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自创立共产党以来，中共便是一个懂得争取知识分子力量支持的政党。回顾历史也可以发现，不论在哪个年代，知识分子更愿意改革而非推动革命，是推进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建国初期的较长时间内，中共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十分和睦，相互促进，后来虽然在反右和文革期间一度与知识分子成为敌人，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双方关系再次变得较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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