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个突发事件都具有标志性意义，早在20世纪初，由英国白星轮船公司耗资7,500英镑打造的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豪华客轮“泰坦尼克号”，它曾被称作为“永不沉没的船”，甚至有人说，“就是上帝亲自来，也弄不沉这艘船。”然而，这艘豪轮在她的处女之航中，因撞上冰山陨落大西洋。如今，2015年6月1日，一艘名为“东方之星”载着456人的客船从南京驶往重庆，在途径湖北监利水域时沉没。可能只有几分钟“东方之星”倾覆长江，把数百个家庭丢进焦虑和悲痛的苦海。这块长江游轮曾经的“招牌”也在6月1日晚上成为了456个人的“泰坦尼克号”。
“东方之星”命陨长江，官兵在现场展开救援工作
事件发生后，中南海高层作出了相应的批示，而坊间民众也极为关注此次沉船事件。与死神赛跑的戏码开始上演。李克强也在事发后的24小时内飞赴现场指挥救援工作。目前，中国湖北、湖南、重庆、上海等地紧急抽调救援力量，由武警部队和交通、旅游、卫生等相关部门组成的数千人搜救队在事发现场开展救援工作。而习近平更是在6月4日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就沉船事件救援和应急处置进行布置。为此有观点认为，自“东方之星”翻沉以来，中国展开了一场国家行动，中南海此次在面对突发事件的表现也令外界刮目。有分析称，在中共着力建设公共安全体系的今天，中南海再面对突发事件时的反应和应对措施等方面，是否会成为今后借鉴的标杆呢？
事态严重 中南海震动
在今年5月29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先后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第二三次集体学习。前一个是会议单独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后一个会议的主题即是健全公共安全体系，而这也是中共高层首次就公共安全体系召开会议。事实上，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就有涉及到公共安全体系的内容，当时是与国安委部分放在一起阐述的。不过，在此会议闭幕后的两天，中国就发生了了“东方之星”沉船事件，着实令外界在震惊之余感到痛心。其实，自中国建国以来，其中有不少是属于共和国史上的“第一”：共和国史上第一次农村大规模群体事件----1956-1957年农村闹社事件；共和国史上死人最多的矿难----山西大同老白洞矿难；共和国史上第一个导致副总理被处分的生产安全事故----“渤海二号”石油沉船事故；共和国史上第一个导致部长被撤职的生产安全事故----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这一幕幕悲剧的发生成为伤痕，烙印在历史的脚步里。今次，“东方之星”的沉没也将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的一道悲情演绎。
李克强赶赴沉船事故现场指挥
“东方之星”翻沉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即作出指示，要求国务院即派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搜救工作，湖北省、重庆市及有关方面组织足够力量全力开展搜救。同时，李克强更是在事发当日就赶赴现场直接指挥救援，截止目前已经奋战2个昼夜。就在6月4日，习近平更是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就沉船事件救援和应急处置进行布置。中共高层对于“东方之星”倾覆事件的重视程度可以见一般。而这也与上文提到的之前召开的政治局集体学习聚焦“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前后呼应。
可以看出，在处理“东方之星”倾覆事件呈现出了这样的逻辑：事件发生—高层反应—地方联动—事件平息—事后追责。
当然，截止发稿前，救援仍在持续，后续的罪责也还时候未到。分析人士指出，在中共着力建设公共安全体系的今天，中南海再面对突发事件时的反应和应对措施等方面，是否会成为今后借鉴的标杆呢？值得关注。
构筑体系恐非坦途
当然，面对突发性事件时候，危机管理不仅仅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更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改革已经进入社会结构的全面变动时期，利益和权力将在不同的主体之间进行分配、转移，形成诸多不稳定因素，存在形成不同危机的可能。在上述政治局学习中，习近平就此强调，“公共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扎实做好公共安全工作，努力为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编织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共安全网”。前些年，中国在各个领域也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危机事件。如在自然社会领域，发生地震、水灾、旱灾、火灾，以及非典、禽流感等疫情，曾一度引起社会恐慌；在经济领域里，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农村发展、移民安置等因素引起的群众性突发事件常有发生；在政治领域，转型期政府职能的界定尚未明晰，“权力寻租”腐败渎职现象严重。因此，有分析称，如何加强危机状态下的政府危机管理体系建设，提高政府对危机事件的应急应变及控制能力，成为当下中共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的考验。
值得深思的是，领导者在面对危机时的应变能力并不能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点，这还需要完善公共危机管理方面的体系。回顾中国过去的危机管理的具体运作上，不难看到缺乏一个独立和常设的危机管理综合协调机构，而这恰恰是摆在当今中共面前的一大问题。有学者指出，其一，在突发性事件的危机状态下，信息的收集、分析和披露制度缺乏统一规则。例如2003年的背景SARS疫情爆发后，由于北京各大医院分别隶属中央、军队和北京三个条块，没有一个统一的协调部门，所以很难及时的统计出SARS患者与疑似病例的准确数字，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其二，在中国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则是，偏重军队直接救灾。虽然每次发生灾难的第一时刻，军队都能挺身而出，可放眼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抢险救灾都不是军队的主要责任，他们更偏重的是一套成熟、完善的由整个社会参与的危机管理体系。分析称，就国家的长治久安而言，不能一旦发生危机就赶紧调动军队扑上去采取“人海战术”，而是要有科学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水平去参与救援工作。
其三，2006年1月，中国国务院发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以此项总体应急预案为总纲，25件国务院专项预案、86件国务院部门预案和31个省区市总体预案的出台为标志，应急预案体系已初步形成，并呈快速延伸发展。反观今次中共高层对此次事故危机的处理方式，也可谓是可圈可点。在刊出的《近思录：强哥老矣 尚能当家》一文中，也提出了中共对此次事故危机处理方式得到外界的一致赞扬。
习近平此前就公共安全指出：基层一线是公共安全的主战场。因为只有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才能改变抓安全的不直接面对安全问题的现状。现在看来，提高公共安全体系精细化水平路途依旧遥远。这次长江沉船事故便敲响一记警钟，因为诸如“东方之星”号缘何要冒风暴航行、船体的改造是否影响了航船的重心……这些谜团还待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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