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特征便是将政治和社会关系类亲属化，往往见到生人第一件事便是排个类亲属秩序：叫叔叔还是叫哥哥，称阿姨还是称姐姐，要将一个遥远的陌生的社会关系立即图上一层温情的亲属色彩。非如此似乎接下去的互动便无法进行。当然，归类的不当造成的尴尬也是常见的：不知如何归类是好，叫大叫小需要权衡，要在称呼的受者和叫者彼此之间找个平衡，这方面，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中国人的技巧十分精湛，有许多奥妙。
这种文化的利弊，可能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就像文化的许多要素一样，其正反功能有的时候要取决于结构和情境，要看针对何人和何事，在什么时候。如果这种文化停留在私域，笔者倒不觉得是个什么大问题，恰恰相反，在这个日渐功利的时代，有的时候可能有其相当的正面功效，为人际关系增添些必要的温馨。而即使不愿如此，就像现在有些有个性的孩子一样，硬是不愿低头在爹妈的喝斥下叫一个陌生人“叔叔”或是“阿姨”，那也只能接受他的选择，毕竟，现代人有自己选择的权利。这是一个与传统时代最重要的区别。不过，这种文化的最大弊端可能集中体现在政治领域，体现在我们所谓的公域。传统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曾是中国人天经地义的文化规则，道德律令，政治信条。在这种文化中，父就是君，君就是父，将父比君，视君如父；“爱民如子”是圣明的君主的同义词，对君主“恭敬如父”是良民的义务。千百年来，是在这种拟亲属化、类自然化的称谓结构中构建起中国的文化系统，国家的意识形态。在这个结构中，那介乎君主和百姓两者之间的官员常常被称呼为百姓的“父母官”，“老爷”。这种称谓，其实逻辑上完全是顺理成章：皇帝是最大的官，代表父权的顶峰，现实中的各级官员，是他的代表，他的躯体的伸展，因此面对子民，他们自然也是“父”，是“父”的化身。官吏们既向皇帝称臣、称子，同时也是子民的父母，这种序列，打个比方，就好像皇帝是爷（可见“皇帝爷”一辞绝非偶然），官吏是父，百姓是子，从上至下，一以贯之，如同一个家庭的谱系。这样，公共性的权力被彻底地拟私人化了。问题时，本质是公共性的东西拟私人化后，就为权力的私人运作和私人攫取开了某种绿灯，提供某种合法性了。名实需要相符，这个道理中国人一向是很懂得，但在最关键的关系到千家万户人们的利益福祉的权力的称呼问题上，中国人却犯个大糊涂：你可能因为得个好父亲般的地方官或是皇帝而得到些额外的温暖和照顾，碰上个“和谐社会”；但一遇上个荒淫无耻，贪婪无度，好逸恶劳的父母官或是皇帝，那就有没完没了的罪要受。事实上，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哪里就容易碰到那样一个十全十美的父亲，即使一个慈善的父亲，也有发怒犯错、打儿子屁股的时候，如果只为一家之父，那倒无关大局，但小到一个官员、大到皇帝一旦如此，众人要遭的殃可就十分可怕。历史上，尽管所有各个时代的各种“党校”“行政学院”“书记处学习”都千百万遍地教育官员和皇帝要实行“德政”“仁政”“爱民如子”，而事实上，人们企望好的“父母官”和好皇帝，就像那个希望“黄河清”的比喻一样，成为民众难以企及的梦想。
中国人“走向共和”也快一个世纪了，据说也建成了一个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但“主席万岁”“某某父母官”的称呼依然不绝如缕，声声在耳。受者理所当然，不以为仵；呼者心甘情愿，习以为常。那些文学、电视剧更是为这些称呼推波助澜，普及强化，不遗余力。当然，从语言社会学的角度，这些称呼的现实性恐怕还是要在现实的社会结构和事实中去找。那些自以为是其管辖下的公民的父母官的官员不是没有道理：从制度结构，到其权利管辖的范围之广，所担负的象父亲一样的教化作用，当代中国的政治结构和官员的行为规范也确确实实与古代的官员少有差别。至于让人叫“万岁爷”，那自然更是名副其实，一句能顶一万句，一个指示能让上到国家主席命丧酒泉，下到亿万生灵民不聊生，普天下那也只有皇帝才能做到。
对这些问题，在付出许多代价后，也随着现代生活的深入，现代意识的传播，人们也慢慢开始有些觉醒，有些官员自己也不好意思这样被人称呼起来。兰州市委书记陈宝生在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决策者说》栏目专访时就说：“我不喜欢父母官这个说法。我们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老百姓缴了税，纳税人已经把你的劳务购买了，你就是用你的劳务来换取纳税人给你提供的收入，给老百姓提供好的服务。”就是一例。但问题是，今日中国，会当官的，想当官的，哪个不口口声声称自己是要“做老百姓的公仆”，而且当年题字号召“为人民服务”的领袖不也是愿意让人高呼其“万岁”吗？最滑稽的是那些大贪官们，细查下来，也是常常把做人民公仆挂在嘴边的。如原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宗海，曾经发誓要“做一个穿草鞋的公仆”，背地里却大肆贪污受贿。看来，这些官员的表白实在没有什么意义，虚假虚伪。最重要的是要确立能使官员真正服务于公民的机制。谁能保证说如此明白话的陈宝生不是或不蜕变成又一个张宗海呢？
正象陈宝生这段话所表述的，人们常常将“做父母官”和“当人民的公仆”相比较对照来说。其实，在笔者看来，这后一种被人广泛推崇的说法也很有问题。按现代的观念来看，而且事实上也是如此，官员即不是民众的父母，也不是什么仆人，官员就是普通的公民，被其他公民通过一些授权程序如选举等等赋予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的公民。他们不是仆人，人民也不是他们的主人，人民只是授权者，他们是代行者，没有什么主仆关系。他们不必也不可能更不应该象奴仆听从主人那样服从来自社会的任何要求。以这种方式做出来的决策一定是灾难性的。一旦授权结束，他们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就是权力的主人而不能随民意随便起舞，献媚舆论。近代以来的民主实践证明，那种以民意为绝对的施政标准的浪漫政治常常导向可怕的民粹主义后果。
是在这个从“父母官到仆人观”的滑动中，或许藏着一个窥视现代中国政治的密码：中国政治依然在一种传统的威权政治观和现代民粹政治观中摇摆。即使是这主仆说，本质上也依然是上下纵向序列的，缺少横向平等的和权利性的关系概念。传统的父子、主仆权力观念依然在那里游荡，从深处制约着人们的政治想象。从政治文化角度讲，那种与传统生活相连的拟亲属化的社会称谓和交往方式依然对当下的政治生活和运作有着重要的影响。现代政治是分化的政治，是“去自然化”的政治，要想彻底根除这种传统的政治文化的负面影响，保持这种社会文化可能的正面功能，唯一的途径就是“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就我们的话题来讲就是父不是君，君不是父，父母的归父母，官员就归官员。官员既不是父母，也不是公仆。还政治的公共性。打破纵向的权力观念，扩大横向的公民参与，把中国式的政教分离进行到底，由此，中国的现代文明建设尤其是政治文明的建设或许才能真上一个台阶。
《公民》月刊2007年总第10期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