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在2013年初遭遇的网站无法访问事件或许并非是偶然事件。自此之后,该杂志一直风波不断。北京时间6月3日,《解放军报》官方微博“军报记者”突发长篇文章《起底〈炎黄春秋〉》,向该杂志吹起冲锋的号角。文章认为,2002年以来的《炎黄春秋》是一份“集中攻击共产党的杂志”。“这股错误思潮,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迷惑性和渗透性,必须高度警惕,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抵制。”

《炎黄春秋》得到了习仲勋的肯定
中共执政团队内部对《炎黄春秋》做法的不满早已有之,军报官微此番表态应非孤例。但有一点需引起警惕,“军报记者”具有军方背景,因此会被认为代表了军方的态度。军媒单挑《炎黄春秋》有双方私下恩怨的原因,但由其出面扛起意识形态旗帜参与政治思想和社会舆论层面的论战,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对军方而言,需要明确“枪杆子”与“笔杆子”之间的界限。如此次类似“大字报”式的激烈声讨,不仅无益于增加说服力,反而有可能起到反作用,难免会让知识分子产生恐惧感,制造距离,于“大统战”造成一定的阻碍。
《炎黄春秋》惹怒军方遭反击
《解放军报》官微旗帜鲜明地指称,2002年之后,它打着“秉笔直书”的幌子,兜售历史虚无主义,其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倾向日益明显。最后又表示,归根结底一句话,2002年以来的《炎黄春秋》是一份“集中攻击共产党的杂志”(一位近90岁的离休老干部语)。它抹黑毛泽东,抹黑英烈,虚无历史,实际上是把新中国的历史颠倒过去,为把中国拉回资本主义做舆论准备。这股错误思潮,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迷惑性和渗透性,必须高度警惕,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抵制。该微博下附3张图片,内含7,600多字。文中摘取了大量《炎黄春秋》的原词原句以证明上述指控。而在辩论时,所依据的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甚至是列宁的思想理论和哲学观点。其中还不乏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时做出的一些评定。由于涉及话题范围极广,包括毛泽东、改革开放、苏联、国际共产主义、革命史观、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枫桥经验等一系列宏观和微观的议题,不妨将之视为对中共历史上诸多历史和意识形态争议的一次全面回击。只是由军报官微打响此炮略显突然。
2015年5月底,中国国防部和部后勤部同时开通上线官方微信,而“军报记者”更是已经在微博“战场”上活跃多年,拥有了大量关注者。或许在其看来,媒体上的一些与中共传统意识形态不相同的观点已经关系到“大是大非”问题,因而需要表明立场、及时亮剑、主动讨伐。除此之外,还有一层原因在于《炎黄春秋》“不小心”触到了军方和军媒的禁忌。正如官微所转文章中所称的“抹黑英烈”的指控。
2013年,《炎黄春秋》杂志第11期里有一篇文章《“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作者“洪振快”是该杂志的执行主编。文章没有如同中共官方主流媒体那般进行“辟谣”以正视听,而是列举了一些有关“狼牙山五壮士”的争议性问题,对舆论场中的质疑声起到推波助澜。其实,《火黄春秋》此举并非个例,而是代表了当下中国坊间对中共解读宣传的“历史”的一种怀疑和反思热潮。很容易理解,执政者会将些视为一种挑战,虽然有可能会对部分失实内部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
2015年6月,中国前国防部长迟浩田现身于共青团中央推出的少年先锋队队歌新版MV,他特意提到了“狼牙山五壮士”,并且表示“现在有一些人,跟着帝国主义反动分子的调子,扮演着上窜下跳的小丑角色,丑化我们的党、丑化我们的领袖、丑化我们的英雄模范,我作为一个老兵,这是不能容忍的!”可以想象,当外界在质疑、笑谈和调侃那些已经被军方视为英雄和偶像的人物时,性情直接、容易动怒的军人自然会产生一定的愤怒之感。或许,这也是军报官微转发此篇棒打《炎黄春秋》文章的直接原因。以此来看,“军报记者”此举其情可原。尽管如此,这种反击方式仍然是失当和越位的。
旧态复萌 “笔杆子”走火
军报官微所发的这篇文章署名作者“龚云”是中共社科院副研究员,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由其来写这一文章应是本职工作,或许也只是代表该院的部分观点。并且,此文早先曾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网、《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杂志,而《解放军报》官微只是将其整理转发。尽管如此,此文能够亮相于军方媒体,而且正是因此才得到广泛关注,那么外界就可以认为文章里的观点代表了军方的态度。也就是说,“枪杆子”参与了“笔杆子”的工作。不过细究起来,这件事只是“军报记者”官微转发了一篇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属性的文章。与其说是“枪杆子”动了“笔杆子”,不如说是拿“笔杆子”当“枪杆子”使用。不论如何,此一事件都说明一些媒体和相关管理者对于自身的定位尚无准确把握,没有完成向新的工作形态的转换,甚至还停留在过去意识形态宣传媒体的状态之中,搞不清“笔杆子”和“枪杆子”的界限,把“笔杆子”当“枪杆子”使。
事实上,“军报记者”的这一表态放在近年舆论媒体的整体变化之中来看,也有一定的必然之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13年的“8•19”讲话中号召,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自此之后,中共宣传思路和方式方法发生显著变化,一是主动而坚定,强势进军互联网等新媒体,敢于申明立场观点;二是使用能够为今人所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传播报道,包括一些“卖萌”调侃式的新闻报道和时政分析,宣传片等。
“枪杆子”和“笔杆子”曾是中共克敌致胜的其中两个重要法宝,在可预见的将来应不会见到中共放手的场景。事实上,中共对这两大法宝的控制在近两年反而有强化之势。单就“笔杆子”而言,在革命战争年代的中共媒体意识形态色彩浓厚,是中共表达存在、价值观输出和形成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和工具。当时“笔杆子”有“枪杆子”作用,常常蕴含着鲜明的战斗意识。中共“以笔为枪”,二者相互越界是可以理解的。
但即便在革命战争年代,“笔杆子”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发挥精神感召力,或者用中共的说法,就是统战。在和平建设时期,“笔杆子”统战的作用就更要远远大于射击的作用,这个时期的“笔杆子”们如果不能恰当定位,总是把自己当“枪杆子”使,把自己定位成军人,那就是一种误判,会四处树敌。尤其是中共正在建立大统战的背景下,笔杆子再继续充当枪杆子使,难免会让知识分子产生恐惧感,制造距离,不利于寻求社会最大公约数。
对“枪杆子”而言,战争的胜利不仅要靠过硬物质力量和顽强精神意志,还越来越多地依靠技术、策略和技巧。“笔杆子”方面的工作则更加侧重于方式和方法,充满战斗意味的硬碰硬式交流反而是一种忌讳。针对此次事件,军媒不应对意识形态层面的争论反应过度,还需更多时间来调整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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