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邦良先生发表于《历史学家茶座》总第十二辑的《萧乾是如何沦为右派的？》一文，对萧乾沦为右派的历史内情做了有益的探讨。作者否定了萧乾及其夫人文洁若回忆录中“太情绪化”的结论：“自己后来一切的苦难应归咎于张光年，是张光年设置了圈套让他钻了进去的。”并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萧乾即使不去《文艺报》，不担任副主编，他在别的单位别的岗位，也同样有可能被打成右派的。”征诸历史事实，作者的这一结论，合情合理。
反右运动
然而，作者对萧乾如何沦为右派的解答却陷入了悖论：一方面认为“要想弄清问题的真相，还必须假以时日，等待有关档案的进一步解密”，另一方面却武断地说：1.“毛泽东是在1957年6月初才决定全面反击右派的”；2.文洁若根据黄秋耘的回忆所得出的“5月18日”是文艺界开始“引蛇出洞”、“划分敌我友的关键历史时刻”的结论，不足为凭。
我认为，在“有关档案”没有“进一步解密”之前，“5月18日”作为文艺界乃至整个反右运动中值得注意的历史关节，是无法率意否定的。
反右序幕是何时拉开的？
关于这个问题，魏邦良先生认为：
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毛泽东是在1957年5月18日作出“反右”决定的。一般的看法是，毛泽东是在1957年6月初才决定全面反击右派的。6月7日，毛泽东写信给胡乔木，要他将《文汇报》上刊登的《知识分子应怎样对待整风》一文在北京报刊上转载。6月8日，毛泽东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对“反右”作出了具体部署。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的序幕由此拉开。其实，能够证明“毛泽东是在1957年5月18日作出‘反右’决定”的“充分证据”，就是起草于5月15日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这也是关于这段历史的研究者比较一致的结论；而“毛泽东是在1957年6月初才决定全面反击右派的”的结论，却不是“一般的看法”。
1957年中央决定“反右”时，对右派实行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阳谋”，是有着周密准备的。据毛泽东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一文所说，它实施于“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这个时间表是毛泽东自己说的，那么“他老人家的内心世界到底是在什么时候风云突变的”，不是一目了然吗？何来“外人很难知晓”的判断？
以可证的正式文件看，就是作于5月15日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那么，事情是如何起变化的呢？
粗略地统计一下历史，1957年的春天，是一连串的会议和毛泽东“游说”的足迹串成的历史，而这一连串的会议和毛的足迹，也营造出1957年的春天。----“营造”这个词是从陈晋的《文人毛泽东》那里借来的，我觉得特别贴切。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由于以往历次政治运动所带来的创伤，使大多数人仍然存有些隔岸观火的心理。这个大多数有多少，毛泽东后来的估计是：在地师级以上的干部中，赞成“双百”方针的人，如果有十分之一就不错了。
毛泽东决心打破这种可怕的沉默，他亲自出马来给鸣放以有力的推动。1957年1月18日到27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的几次讲话中，对“双百”方针作了一系列解释；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向各方面人士1,800多人讲话，从下午3点讲到7点，讲了4个钟头。
最高国务会议开过没有几天，3月6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又开幕了。在与会的800多人中，党外的有关专业人员有160余人。会议开始，先让大家听了毛泽东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的录音。接着，毛泽东分别邀集到会的教育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的部分代表开座谈会。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了要开门整风的意见。3月16日，在批示完《中共中央关于传达全国宣传会议的指示》，毛泽东当天就离开北京南下了。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也分赴各地，倡导“双百方针”和整风鸣放。
但是，5月上旬，当统战部组织的一些民主党派座谈会的材料陆续报上来的时候，毛泽东的思路“起变化”了。5月15日这天，他写了一篇《事情正在起变化》，原题就叫《走向反面》。虽然这篇文章在后来进行过多次修改，但党内高层人士则明白，“5月15日毛主席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出了反右派的信号”（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下册，第589页）；而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的“一般的看法”是：这篇文章是开门整风到“引蛇出洞”的反右派运动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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