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的物理学曾经被描述为一座宏伟的大厦 ......这时的物理学界普遍认为物理学的发展已经基本完成，后人能做的工作只不过是对这座大厦进行一些小的修补而已。然而在1900年4月27日，开尔文勋爵在英国皇家研究所做了一篇名为《在热和光动力理论上空的十九世纪乌云》的发言[67][68]:9，演讲中开尔文声称：动力学理论认为热和光都是运动的方式，现在这一理论的优美和明晰，正被两朵乌云笼罩着。- 摘自物理学史- 维基百科
当前，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这座大厦上空飘着的不是两朵，而是只有一朵乌云，就是中国模式。
按说自冷战结束以后，意识形态的对峙就已经不是时代的主旋律了。然而就象科学“范式”的演化一样，历史“范式”的演变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仍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威权主义（中国）、半威权主义（俄国）对阵自由民主这出戏还是有很多市场需求和众多从业人员。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什么比王歧山会见福山这个事件更附有象征意味的了。
这个会面是怎么促成的？福山和王歧山为什么想会面？
我猜测福山想见王歧山是因为想要近距离“探探虚实”，习近平不好见，李克强又专门司职经济，只有王歧山最对位，福山想看看中国的第二、三号实权人物到底有什么成色，又或许能从王歧山这里了解到中共高层对未来的走向到底有多大把握，总之和王歧山的交流不谛是一种学术上的印证。这是可以理解的，福山毕竟不是章家敦，他坦承在他推出历史终结论的时候“中国模式”还不存在，当他发现一个新的现象对他的理论发出了挑战后，他就回去读中国的古代史，研究中国现状、和中国学者交流，并尝试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修正。以福山在学术界的地位，如果他死挺历史终结论也不会人有异议，但福山诚实严谨的治学态度令人钦佩。
那王歧山这个大忙人为何要见福山？我的读后感是王歧山想明确告诉福山：你的历史终结论并不适用于中国，中国人可以创造历史。
但具体的会谈内容却有些让人失望，原本可以碰撞出更多的火花，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然而整个过程中王歧山云山雾罩一番胡侃，好像是给研究生上课，作为学术大师的福山完全没机会发挥，这真应了“孔夫子面前卖文章”那句话，难怪余杰气愤地说：“指點迷途的高人就在身邊，被譽為「中共黨內第一聰明人」的王岐山，卻什麼也聽不進去。這個黨已然無藥可救了。”
王岐山为什么就敢“不信邪”？他有什么把握终结“历史终结论”呢？我以为这里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的。
中国近代史上和西方打交道内伤太重，真切地体会到了什么是丛林法则，因此对西方有种本能的不信任，这个历史基因从根本上阻断了中国拷贝西方道路的可能，这和印度、非洲、拉美被西方殖民过从而产生了文化亲和力完全不同。当然有人会说被殖民过也没什么不好，可以直接跨入先进文明行列。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客观上说，殖民者为当地带去了先进的理念，革除了很多陈规陋习。但殖民者终究不会将殖民地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心上，所以一旦有机会殖民地就纷纷独立。
中国历史上也不能说从来没有武力入侵过其他地方，但大多数时间是武力入侵的受害者，数次被灭国，代价不可为不惨痛，对武力入侵的历史记忆可谓深恶痛绝。在中国人看来用武力征服别人，哪怕客观上的确给殖民地带来进步也是不道义的，而道义正是中国文化人所看重的，事实上，在中国文化里衡量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也是人具有道义感，而在西方文化里这个根本区别是人具有理性。这个区别非常重要，如果西方是完全靠道义起家的话，那中国人便没有任何文化自豪感。
当然，说西方是靠不道义起家也不属实，毕竟对内是比较道义的，现代工业社会怎么都要比中世纪时含有更多的道义，只是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并不这么看。
没被殖民过可能有一千个坏处，但起码有一个好处就是敢于”不信邪“。“不信邪”乍一听好像蛮不讲理，其实这个词只是最近名声才变坏了，“不信邪”其实和“特立独行”、“虽千万人吾往矣”本意都差不多，对它的褒贬评估完全要看“不信邪”之后事情发展的结果是什么样的，也就是以成败论英雄的 - 如果中国模式真成功了，“不信邪”就成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壮举。反之如果失败了，王歧山的话就成了笑话。
“不信邪”能成功吗？
李光耀就是一个敢“不信邪”的主儿，他在《谈世界》一书说：
我的人生不是依靠某种哲学或某些理论指导的。我把事情办好，让别人从我的成功之道中总结理论或原则，我不会搞理论。相反，我会问：怎样才能做好这项工作呢？如果我在查看一系列解决方案之后发现某个方案切实可行，那么我就会努力找出这个解决方案背后的原则。因此，我未接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人的指导，我只对在现实中行得通的事情感兴趣……
这种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在王歧山福山的对话中也有体现。当王歧山问福山宗教内部的治理靠什么的时候，福山说
关键是“rule of law（法治、法的统治）”。我的《政治的起源》中分析法律的精神来源于宗教，各教派之间的冲突形成了一定“相互的监督”作用，但最终神是唯一鉴别真理的标准，也是统治支配的力量，所以法律（神）的面前人人平等。因此来源于宗教精神的法律统治（rule of law）包括统治者在内，司法独立于政府的脉络是这样来的。不知中国的宪法能否做到“rule of law”，并司法独立。”
福山问的还是到底党大还是法大，孰不知王岐山并不在乎这种问题，对于王岐山来说，“党大还是法大”就象鸡和蛋哪个是更根本的存在一样，是个学理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政治关心的是鸡和蛋的营养价值如何，怎么做好吃。王岐山的意思是说如果我反腐成功了，你提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意义。福山成了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
实践证明，威权主义的成功是有先例的。但从更长的历史时期看，威权主义可能只是登上更高一层楼之前的一个台阶而已。在实用主义者来看，政治原本就是一时一地的，任何历史时期都有其对应的治理手段。
记得电影《重庆森林》里有段台词很精彩：“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
确实，人的东西没什么是天长地久的，威权主义应该有一天也会过期，这倒不是问题，或者说这是很久以后的问题，而眼下的问题是威权主义的时效性怎样，有没有竞争力。
威权主义半威权主义当今能大行其道，还得怪福山自己，他的历史终结论把话说得太满，一旦有些国家民主后并没有表现得更好这个学说就没有“科学性”了。历史终结论好像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面临着同样的麻烦--它不是象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没做到能精确地预测未来走向的程度，这给威权主义留下了发挥的余地。
从纸面儿上看，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怎么都是正确的，除了偶尔不管用，中国模式怎么看都是反动的，但依然处于上升的势头，两种模式都有很多支持者。王歧山和福山到底谁能笑到最后，现在还没到翻底牌的时候。这是一个巨大的悬念，只有历史能够给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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