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高官与藏族作家的对话，再次掀开了人们对于中国民族政策调整的向往。有消息显示，包括学者、官员等在内，中共内部对于民族政治的调整早已有过多次争论。已经在中国施行半个多世纪的民族政策，需要进行调整早已成为普遍共识，但问题在于，如何调整，怎么打破长久以来的惯性。可以说，民族政策进退维谷的境地。进，需要考虑可能的调整所带来的危机；退（更准确的说是维持现状），则需要因对诸多的问题。如何在两者之间选择，怎样突破牢笼，是摆在习近平等第五代领导人面前难题。
民族政策需要进行调整早已成为普遍共识
国家政策的改变或者调整并非易事，牵一发而动全身，尤其是已经施行60多年，并且曾经发挥过作用的民族政策，还要涉及到修改宪法，这无疑是一个大工程。因此，中共显然需要对此进行相关论证，曾长期担任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主管民族宗教事务的现任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主任的朱维群，给出了中共可能的走向。那就是，在政治上强化国家认同弱化民族差异，消除形式上的民族划分；经济上，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持，有意识地向强调地域因素的方向引导；行政上，不再增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不搞“民族自治市”；社会层面上，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等。
现行政策的“负面效应”
朱维群的上述态度，可以说是对中国现行民族政策问题的直击。中国现行民族政策根植于苏联。所谓“民族问题”，在苏联人看来就是如何与国家内的少数族裔打交道。但中国在自身的建设和发展中，对苏联的民族政策做了扬弃，并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实践中，中国的民族政策由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优惠政策三大支柱构成。普遍认为，除了在“大跃进”及“文革”等特殊时期，中国的民族政策执行的还是比较到位的，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负面效应也在最近10年内愈发凸显。一方面，国内少数民族的现状依然不容乐观。出于种种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要远远落后于汉族地区。数据显示，全国有超过50%的贫困县位于少数民族聚居区。另一方面，也更为致命的是，近几年来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越来越大，特别是拉萨“3•14”事件、乌鲁木齐“7•5”事件和昆明“3•10”事件等，不仅严重恶化了当地安全稳定形势，更使民族问题上升到一个敏感的高度，对于民族政策也造成了强烈冲击。
更为需要注意的是，不少人认为，由于中国现行的民族政策，使少数民族没有归属感，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社会公平和国家统一。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诸如民族院校、民族中学、民族班等的设置，虽然从初衷上来说是为了促进少数民族教育，但现实却让他们进入了孤立的状态，更加封闭和小团体化。而如广为人知的“两少一宽”，即“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要尽量从宽”，更是激起了社会的广泛质疑。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马戎就认为，中国的民族理论60多年没有变化，是导致隔阂加深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说：“如果我们现有的民族理论、民族制度和相关的民族政策不做重大的反思和调整，那么中国的民族关系的发展会持续恶化，变得更严重”。
与此同时，即便保守的中国民族学界的一些学者，也有不少认为现行民族政策的确有不甚合理，需要改变的部分。虽然，中国的学者在其他问题上的分歧很大，但是对于民族政策亟待改变这个议题上，形成了一定共识。当然，不单是学者，部分中共高级官员也都已经认识到，中国的民族政策确实到了应当调整的地步。但是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中共并未就此明确表态，但从朱维群的讲话，以及官方对此的开放态度，都能看出端倪，他给出了中共可能的走向。因为，曾长期担任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主管民族宗教事务的朱维群，显然不可能与中共唱反调，并且还能够被广泛传播。
更具“进攻性”的习近平
关于民族政策调整方向，当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类。以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马戎为主的一种声音主张融合：取消身份证上的民族识别，停止在教育和生育指标上的优先待遇，让所有人都是“中国人”，就如同美国的所有人都是美国人一样。即将“民族”回归到中国传统的“族群”概念，从中国的历史传统出发，从文化的角度和层面来看待族群（民族）问题，而不是像欧洲那样把民族问题“政治化”。马戎等人认为，应加强全体国民对中华民族的政治与文化认同，同时淡化56个民族这一层面的政治意识，建议以“政治一体、文化多元”的框架来思考中国民族关系格局的结构与发展趋势。马戎建议，学术界应该对1949年以来，中国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进行反思。与马戎等人观点相近的还有胡鞍钢、胡联合抛出的“第二代民族政策”理论，即削弱“族群意识”、“民族认同”，加大“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一体化”认同。
上述观点显然获得官方一定的认同，朱维群阐述的不能过分强调民族差异、加强国家认同、不要突出民族身份、不给予各民族超市民待遇等相近的观点便是例证，甚至不排除是中共高层意志体现。2014年年初，昆明恐怖袭击之后，习近平参加全国政协少数民族界委员联组会议时就曾表示，要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筑牢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的铜墙铁壁”。
另一种观点则趋向于“守成论”，他们的主流观点还是以“稳”为主，认为解决民族关系领域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落实好现行的民族政策。2012年上半年，中国社科院、中央民族大学等官方学术机构多次开会，批评“第二代民族政策”，重点突出现行民族政策的重要作用。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助理、学部主席团秘书长，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郝时远是其中的代表，2012年初，他一连发布了四篇文章，指出“第二代民族政策”违反宪法规定的各民族“真正的平等”。
长期观察中国民族问题走向的观察人士指出，鉴于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上位以来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多领域内的深化改革，尤其是近日中共在统战上的着力，新一代领导人在改革上更具“进攻性”，因此，在习近平时代，民族政策领域一些显著的调整现实而可期。比如，将民族成分一栏从第三代身份证上去掉、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等。当然，民族政策调整面临的困难和复杂程度可能要比想象的多得多，需要一步一步的建立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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