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势力在中国居于优越地位。在军事上，它侵占着山东，军事势力扩及北满。在经济上，日本对华投资比战前增长2倍，对华贸易额比战前增长2.6倍。日本政府犹试图把由“二十一条”产生的1915年中日条约、换文作为独霸中国的蓝图。
张作霖是日本在华势力的代理人
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美国为遏制日本而发起了一次凌厉的攻势。
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提议：列强应承认在中国确立“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并“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以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日本意识到美国提案旨在摧垮日本在华优越地位，于是在会上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只有中国实现稳定和统一，通过经济合作防止日本对中国进行政治干涉和军事掠夺的政策才能真正实行，并将使美国拥有中国的4亿顾客，从而极大促进美国商业的繁荣。
华盛顿会议条约、决议构成的“华盛顿体系”，在远东形成了新的政治格局：废除英日同盟，否定日本在战时所取得的在华优越地位，日本军队撤出山东，今后列强不允许利用军事手段而只能以经济手段进行较量。美国在遏制日本方面取得了胜利。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在外交上陷于孤立。
华盛顿体系的建立与日本的对策
为了应对这一变化，代表日本参加华盛顿会议的币原喜重郎出任外相后，主张适应“华盛顿体系”，实行“国际协调外交”。在改善对美关系的同时，对中国实行“不干涉内政”和经济扩张的方针。币原在议会宣布其对华政策是：一、不干涉中国内政，二、合理维护合理的权益，三、对中国现状抱同情和容忍的态度，四、日中经济合作，共存共荣。即著名的“币原外交”。而在二十年代世界、东亚和日本的格局发生大改变的时候，也正是张作霖得以发展壮大的机会，原因无他：在日本已经接受并纳入华盛顿体系后，原来的那种全面地、以军事直接介入相威胁为模式的在华扩张已经无法继续了。在华盛顿体系下，在打着“不干涉中国内政”幌子的币原外交之下，扶植一个代表日本利益的代理人暗中继续扩张日本的权利才是上选。而这个代理人，就是张作霖。
可以很明确地说，张作霖就是日本在华盛顿体系下扶植起来得日本势力代理人罢了。
田中义一（Tanaka Yoshihito）主张继续利用张作霖
1927年，随着当时内阁倒台，币原（Bi Yuan）外相也一同下课。“币原外交”告以中止，接着上台的田中义一内阁在东方会议上制定了“满蒙积极政策”。但就如何实施这一政策，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主张采取“内科方式”，即以强硬外交为手段，以经济渗透为主，逐步扩大侵华利益。他们较为担心若以武力干涉方式，就直接与华盛顿体系冲突，容易引起与欧美列强的冲突。另一种主张采取“外科方式”，即在强硬外交的基础上，不惜动武来扩大侵华利益，准备必要时干脆撕毁《九国公约》，否认华盛顿体系，与英美进行战争。军部是这种“外科方式”的代表。
而具体如何对待掌握东北大权的张作霖，这个一直以来日本在东北利益的代理人的命运，日本当时大致有两种意见：“逼张”，“除张”。
第一种是“逼张”，如若不成，再另行他策。首相田中义一是这种意见的代表。他认为，虽然张作霖越来越“不听日本人的话了”，但在南北对抗不利，北伐军大举北上的形势下，只要日本“驯服”有术，张作霖仍会“回心转意”。在他们看来这个合作多年的代理人仍有相当的利用价值，仍然是华盛顿体系下日本攫取在华利益的最佳代理人选。
为此，田中曾煞费苦心地“赠张人偶一具”，暗示你为我掌中孩童，必须从命。田中加紧进行逼张活动。主要途径，一是通过驻华使领馆，采取外交手段；二是通过与张私人关系密切的町野武马、江滕丰二等人。田中把町野武马和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找来，经过一番秘密策划，终于逼迫张作霖密订了《满蒙新五路协约》。山本条太郎曾得意地说：“这等于购得了满洲，所以不必用武力来解决了。”当蒋介石北伐军迫近京津时，田中又劝告张作霖返回东三省“保境安民”，仍打算继续利用张作霖来实现其攫取东北路权，从而把“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的野心。以田中为首的逼张派根本没有料到关东军真会干掉张作霖。据田中义一的长子田中龙夫（Tanaka Tatsuo）（原众议院议员）说：田中首相接到这一情报时，正在吃饭，不由得摔掉筷子冒出一句：“糟了!”，他非常愤怒地说:“陆军干出这种事来，使我们的计划化为泡影”。
鉴于田中当时在努力逼迫张作霖出卖更多的中国利益，来实现自己“满蒙分离”的对华政策，并取得了相当理想的初步结果，故而他对关东军干掉张作霖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
关东军力主干掉没有的傀儡
第二种“除张”方式。正如皇姑屯事件策划人河本大作所供述：东方会议期间，武藤强烈主张“满洲问题依靠外交根本得不到解决，除依靠武力之外别无他途。”会后武藤便将这一主张作为“内训”在关东军内传达了。
所谓以武力解决的“除张”方式有两种意思：一是除掉张的军政大权，迫其下野，另外拥立别的亲日分子；一是干脆杀掉张作霖。军部中央的一种意见认为：当奉军兵败退回关外时,借维护治安等名义，出动关东军将奉军解除武装，然后“再以赤手空拳的张作霖为对手。”
而以河本大作（Kawamoto Oku）为首的关东军强硬派主张：除掉张作霖，在东北制造动乱，于乱中建立亲日政权。
河本大作勾画了这样的蓝图：第一，“只要把这个头子干掉，他们（奉系军阀）便会四分五裂。”因为他们“只是由头子、喽啰的关系所结合的私党”。第二，正所谓“树倒猢狲散”，以“采取于满蒙方面（奉系军阀）内部使之发生动摇之手段，使奉天军阀陷于内外形势压力下只有崩溃之境地”，从而引起“满洲”大乱；第三，“奉张没落”，“满洲”大乱之时，“将成为于东三省建立新政权之契机”。即乘乱树立“日本之意中人物”的傀儡政权，使其完全听命于日本。第四，这样，所谓“满蒙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河本大作信誓旦旦地表示，“为了满蒙问题需要牺牲时，随时准备献出罪孽深重之身。”在这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关东军付诸武力是必不可少的动力因素。
而只要关东军诉诸武力，就必然打破华盛顿体系，将日本推向与欧美列强冲突的危险境地。
而张作霖，虽然他是被日本人炸死的，但这一点不能说明他在反抗日本人上有什么“功劳”。正如皇姑屯事件的主谋河本大作坦白对张作霖的处置时说的那样：“一切亲日军阀，我们统统抓住。能利用的时候就援助，不能利用的时候就设法消灭。”张作霖的命运，不过是一派日本侵略者认为他还有利用价值，而另一派日本侵略者认为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可以排除了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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