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最大的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简称民盟）主席昂山素季应中联部邀请踏上了访华行程，这是继中国接触叙利亚反对派、利比亚反对派、塔利班和印度反对党等之后再次打破外交禁区的行为，引起了舆论很大的反响。据观察自习近平上台之后和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反对党”和“革命党”接触并建立外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习近平很喜欢做党际外交。那么为何习近平不遵循国家沿袭的外交模式，要冒天下之大不为去接触执政党无法接受的反对派呢？
习近平开展“反对派外交”
昂山素季访华推习近平外交出水面
习近平取舍有度
近些年来，中国与各国反对派交往越来越主动与活跃，甚至会邀请一些国家的反对派组织领导人访华。如此不避嫌的光明接触导致外界议论纷纷。众所周知，中国是体制国家，一直保持中立态度，但是自习近平上台以来打破了这种惯例。他不仅大刀阔斧的与各国的反对党建立联系，甚至亲自接见一些反对党领袖人物，比如缅甸的昂山素季、印度的反对党国民大会党主席索尼娅•甘地（Sonia Gandhi）、泰国反对派领袖阿披实（Abhisit Vejjajiva）和新西兰反对派领袖、工党前党主席安德鲁•力特（Andrew Little）等。除了习近平带头开展“反对派”外交以外，其中联部更是紧密跟随，从2013年到2015年中联部共接见了非执政党50余个，其中克罗地亚社民党、南苏丹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哈萨克斯坦“光明道路”民主党、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法国人民运动联盟、拉脱维亚和谐社会民主党、公正俄罗斯党和民盟等等都是自己国家最大的反对党。其中习近平还在北京亲自接见了公正俄罗斯党。据资料显示，中国政府接见的这些反对党或者非执政党是有选择性的。经过梳理可以发现包括三种类型。
其一，曾经是执政党的反对党。
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当中，国家政体大多是两党制或多党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党派多的国家都存在竞争关系。特别是在一党执政后，另外的一党就会沦为反对党或在野党。在中联部给出的中共接见的党派名单中就有不少这种类型的政党。比如泰国民主党，就是在1992－1995年，1997－2001年，2008－2011年的泰国执政党、克罗地亚社民党在2000-2003年期间是克罗地亚的执政党，佛得角争取民主运动党在1991-2000年间是佛得角的执政党等等。
其二，实力雄厚的非执政党。
这种类型多是未曾执政，但是随着实力的日渐增长越来越壮大的政党。比如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虽然是2009年败选，但是依旧是摩尔多瓦的第一大党；再如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不仅是捷克的最大反对党，还是该国的第三大党；还有法国人民运动联盟也是议会第二大党。此外，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的公正俄罗斯党，该党是习近平上台3年以来唯一在中国国内接见的反对派政党，可以说，习近平的行为与中俄之间友好关系不相符。然而从现实层面来说，公正俄罗斯党虽然被称作是反对党，但是却被俄罗斯总统普京由大力扶持转向选择性利用。自2006年经该党被普京扶持成立后，公正俄罗斯党力量迅速壮大，一度不仅与俄罗斯共产党争夺议会第二把交椅，甚至直逼统一俄罗斯党霸主地位，其力量不容小觑。因此，这可能也是习近平会亲自接见的重要原因。
其三，反政府武装。
与反对党、在野党相比而言，接触反政府武装通常是被严格禁止的。但是中国政府还是在不断接触。比如叙利亚反对派、利比亚反对派、阿富汗反政府武装塔利班和苏丹南方最大的反政府武装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等。2013年有新闻报道称，中国曾在巴基斯坦和塔利班进行了“低调的接触”，涉及到的官员是大使级别。“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塔利班被赶下台，中国“悄悄地”与巴基斯坦境内和塔利班有联系的组织进行了沟通，这种局面在美国看来，除了巴基斯坦，中国成了唯一与其保持联系的国家。而中国在处理叙利亚危机时，也这样做，中国利用其联合国否决权一直支持叙利亚政府，但在叙利亚内战期间，中国政府和外交人员都有同反对派接触。中国屡次接触这些武装分子不符合中国的一贯立场，但是确是习近平尤为热衷的外交手段。中南海四大考量
习近平的“反对派”外交随着昂山素季访华已经浮出了水面。从显示数据上可以看出，中国开展这样的外交脉络是异常清晰的。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性，假如中国接触了不该接触的党派，就可能会面临着和当局政府的冲突。现如今，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外交的稳定是中国前进的助力，在这一前提下，
为何习近平还要精心铺设风险较大的“反对派”外交呢？据分析有四点原因。
第一，顺应时势。
长期以来，中国外交过分强调与“老朋友”的“传统友谊”，出于历史惯性与思维定势，当这些“老朋友”国家发生权力结构变化时，中国往往出于感情和面子，难以放下过去的交往，与该国“反对派”即潜在执政者接触。结果往往被其他国家抢占外交先机，在新政权上台后失去外交影响力。只讲感情、羞讲利益，这是被儒家文化统治了几千年的中国人的传统行为方式。但国际关系是以利益关系为核心的，中国现今所接触的这些反对党也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在思维定势定式上彻底转变了。
第二，双面下注。
中国政府打破惯例开始接触反对派实属弹性外交，说得苛刻一点是两面都下注，但这也是西方外交惯常所做的，要面对国家政权出现变化，为保护自己国家利益，对有机会掌权的反对派争取接触，打开局面。因为在通常情况下，执政党和反对党是相较于和平的，在选举制度下，每个党派都有赢得执政的可能。因此，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中国双面下注可以避免反对派上台后与中国零基础关系的状况发生。
第三，自我定位。
事实上，中国长期以来备受诟病的地方就在于其一党执政。尤其在西方的话语轨道中，只要不是选票政治，即便有选贤任能的遴选机制，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协商民主，也与专制国家并无二致。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变化在于，习近平从十八大上台至今展开的愈发频密的立体式外交，尤其是反对派外交，说明意欲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的中共第五代，正在打破自身的枷锁，调整自我定位和外交心态。这对于中共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彻底转变，增强自身的合法性和认受性，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第四，国家实力。天安门事件之后的初期阶段，中国被主要西方国家制裁，在国际上空前孤立。邓小平提出中国要韬光养晦，保持外交低姿态，是在这种特定环境下提出的。但20多年过去了，国际实力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虽仍然面临很多社会问题，但中国的综合国力跟20年前有了很大变化，中国的外部环境也因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俗话说，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中国从低调外交到无所顾忌的灵活外交，每一步都与国家的实力有关。现如今习近平之所以可以开展敏感的“反对派”外交也离不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昂山素季高调访华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因为在之后的缅甸大选中，昂山素季所带领的民盟可能会成为最终赢家，可以说，习近平的“反对派”外交是在一定的基础之上所实现的，这也是习近平的外交智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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