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中共十一大修改党纲，九大上删除的党内监察机关条款重新写入党章。次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撤消9年有余的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重建，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的陈云，临危受命被选为中纪委第一书记，执掌“党鞭”，执行党纪。
1978年中纪委重建后第一任掌舵人陈云
从1978年获任到1987年由乔石接班，这9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探索时期，一切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旧规则不断被打破，新规则却一时难以建立，社会、经济形势错综复杂。陈云这位中共党内公认的经济专家，同时兼任国务院副总理、财经委员会主任主管经济的中纪委书记，既要发展经济又要执行党纪国法，又不能打击探索创新积极性，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在元老坐阵，青年冲锋之下，在“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你有枪，又当权，群众看到了也不敢讲”之下，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华国锋被群众举报也俯首认错。
元老坐阵，青年冲锋
中纪委重建前后，作为中共老资格的中组部部长，陈云就中纪委的任务、机构设置和领导人选，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陈云掌控大局，时任中组部长胡耀邦的具体实施下，遵循既要解决复出老干部、老革命的工作问题，又要真正发挥纪检职能的原则，一支老革命压阵青年冲锋的中纪委领导集体建立了起来。胡耀邦也因此受到陈云的赏识，力荐其兼任中纪委第三书记。对于选择老干部、老革命压阵，胡耀邦也曾表示，“纪检工作需要几个老同志来干”，“干纪检，无非是得罪些人，丢些选票罢了”。新的中纪委领导层，包括书记、副书记15人，常委24人，委员61人，后又补选赵毅敏为副书记兼秘书长，共计100人。40位构成中纪委领导核心的常委，全部都是老革命、老干部、元老，胡耀邦与副书记马国瑞时年63岁为最年轻的两人，曾任中组部副部长的帅孟奇时年81岁年轻最长，60%的人年龄在70-75岁之间，平均年龄72.1岁。陈云时年73岁，在平均年龄线附近。与总体年龄偏大相对应，这40人的党龄也同样很长，最长的方志纯54年，最短的阎秀峰也有42年，12人党龄53年、8人52年，陈云53年，其时中共也不过才成立57年。这40人中有12人曾任中央委员、候补委员，40%解放前被捕入狱，90%文革中被迫害、关押、入狱，可谓久经考验。
在中纪委委员中，除了上述的常委以及一批兼职委员，比如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德华、空军副司令何廷一、海军副司令卢仁灿、总后副部长饶正锡、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等外，还有一批年富力强的委员。比如，时年46岁的公安部政治部副主任郑爱平，46岁的沈阳市公安局长刘丽英，49岁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主任汪文风，39岁的西藏日喀则地委书记多吉才让，48岁的贵州革委会副主任王朝文等。这些年轻的生力军，有的仍任原职，大多数转入纪委系统成为冲锋在前的干将。郑爱平次年转任公安部纪检组副组长；刘丽英此后一直在中纪委工作，是十二至十五届常委，十五届副书记，曾查办无锡特大非法集资案、远华走私案、沈阳慕马案等大案，“双规”就是由她开创；汪文风很快也调入中纪委，参与了“四人帮”案件的审理。后两位虽未从此进入纪委系统，也都官至正部，位列封疆。
这样，新一届中纪委就形成了，年纪长、资历深的老革命、老干部、元老坐阵，年富力强的专职干部冲锋在前的格局。有了这些元老的压阵，执行党纪，反贪腐自然阻力要小很多，更何况最上面还有陈云这位“大神”。
严办几个，判刑几个，杀几个
改革开放后，国门大开，国家出于控制外汇收支平衡的考虑，实行外汇管制和进口限制，进口配额就成了唐僧肉，僧多肉少。搞不到配额，怎么办？走私！沿海各省份内外勾结的走私贩私以及由此衍生的贪污受贿等严重违法行为所在多有。
1982年1月5日，中纪委的一份反映广东一些地区走私猖獗的《信访简报》送到了陈云的案头，一向克制的陈云勃然大怒。据秘书朱佳木回忆，陈云当场拍了桌子，气得满脸通红，也对纪委一些人畏首畏尾的工作态度不满。“怕这怕那，就不怕亡党亡国？要是这样搞下去，过不了几年我们就要亡党。”当场在简报上批示：“我主张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从严治党，刻不容缓，唯此为大，唯此为重！”对于打击经济犯罪过程中遇到的来自党内外的种种阻力，陈云表示“对于经济犯罪案件必须严办，阻力再大也必须办”，并批转中纪委领导。陈云也要求中纪委官员具备“五不怕精神”：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罢官、不怕离婚。改革开放后，广东海丰县成为潮汕地区走私的重要据点，县委书记王仲据此大肆贪腐，其最早收受的贿赂是一台17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当时，一位广播员双亲在港，想申请去港，希望早日获批。通过村干部认识王仲后，他多次上门拜访，并认识了王仲的妻子、儿子。后来，广播员把他妻儿约出，让他们抱回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王仲闻讯，便亲自把其出港申请批给公安局。
尝到甜头的王仲，将全县收缴的走私物资当成自己家的，有空就去仓库转转，想拿什么拿什么，交由自己的儿子、妻子出售。他自己也亲自参与出售，某次到外地参加会议还随身带了几百块手表兜售。纪委查实王仲共计侵吞缉私物资、受贿索贿达69,749万元，相当于当时普通干部100年的工资收入。因情节严重，王仲被被判处死刑，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被枪毙的县委书记，其案也被称为“改革开放第一案”。
相对于王仲案，海南汽车走私事件更为重大。1984年在中央政策鼓励下海南成为投资热土，在全国汽车进口实行配额管制的情况下，海南获得了可以自行进口海南建设所需汽车，数量不限的特权。为了又快又多地利用政策，完成原始积累，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公署主任雷宇和他的部属们很自然地想到了汽车。当时雷宇的算盘是：“进口13,000辆转卖到内地，赚两个亿就行了。”然而，这个口子一开，在汽车倒手就能赚几万的利诱下，全岛陷入疯狂。1984年上半年海南进口汽车才两千多辆，到了7月就批准了13,000辆汽车进口。工商部门积极为全国各地的汽车买家办理“罚款放行”，每辆车只要缴纳四五千元的罚款，就能堂而皇之地洗白运往内地销售。据调查，仅半年时间，海南实际签署了89,000辆汽车进口批文，订购汽车7万多辆，香港码头堆满了汽车准备运往海南。为了筹备进口汽车的外汇，海南不惜高价从到外购进外汇5.7亿美元，是国家允许海南提留外汇的10倍。用于汽车等物资进口的贷款累计达42.1亿，竟然比海南当年的工农业生产总值还多10亿,事发时尚有20.1亿未归还。
全岛从党政机关到企事业单位，无不从汽车进口中捞取油水。区直属单位除纪委、公安局、档案局、研究室、建委、司法局外，88个部门自己做起了汽车生意。在机关带动下，下属各县市甚至幼儿园都做起来汽车生意。区组织部与琼山县对外经委联合经营，组织部出批文，对外经委出外汇、办理进口手续，进口汽车100辆，组织获利100万。《海南日报》社倒卖汽车获利430万。没有批文、外汇的，则借由敲竹杠，比如停车收费，各种证照收费等等。
1984年9月，海南的汽车大量进口引起中央的关注。12月，雷宇被召到广州，命令其停止汽车进口。1985年初，由中纪委、中央军委、国家审计署等机构102人组成的调查组进驻海南，一切暴露在阳光下。雷宇被撤职，但鉴于其并未利用汽车进口为个人谋私利，算是个清廉的官员，被调往广州花县任副县长。你有枪，又当权，群众看到了也不敢讲
“你有枪，又当权，群众看到了也不敢讲”，这是陈云在延安时期的讲话。在陈云看来，“党掌握了政权以后，犯了错误会更直接更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党员违犯了纪律，特别容易引起群众的不满。你有枪，又当权，群众看到了也不敢讲。所以，一定要严格要求我们的党员和干部，……有人做了违背群众利益的事，就要给以严肃的批评，以至纪律处分。对于违法的人，例如贪污分子，还要发动群众去斗争，并绳之以法。”发动、组织群众一向都是中共的专长，以群众监督党员干部，让党员干部一言一行都在群众的监督之下，以之反腐是行之有效的。
中纪委重建初期，曾收到群众来信，反映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的三件事：一是华国锋去江苏视察，外出沿途搞戒严，影响交通，造成群众上班迟到，引起群众不满；二是中央党校的教授写信告发，有人把华国锋在中央党校作报告坐的椅子送到博物馆；三是山西群众写信反映，山西地方政府给华国锋交城的老家修故居，建纪念馆。
这件事首先反映到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那儿，他认为这属个人崇拜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相违背，当场指示工作人员给华国锋写信说明群众反映的三件事，同时派人分赴三地查实情况。
纪委工作人员尚未出发，华国锋就回信说三件事确实存在，并已处理。第一件事，他已给江苏省委打电话，批评他们这样做不对，今后不准这么做；第二件事，他给中央党校打招呼，让他们把椅子撤掉了；第三件事，他给山西省委书记王谦说了，交城现在没有他的房子了，修的是他哥哥的房子，请马上停工。既然华国锋已经将事情处理，调查组也就没必要下去了，华国锋的这封回信还刊登到《党风党纪》杂志上，为全党镜戒。
改革开放前，各级机关存在一种“客饭“的制度，即领导在国有餐厅、食堂公务接待，个人只需付极少的钱。1980年的一天，商业部部长王磊到北京市属的丰泽园饭庄吃饭，菜价124.92元，但他只付了19.52元。这并不是王磊第一次到丰泽园“吃客”饭，自1977年以来有据可查的王磊就去了丰泽园16次。这次王磊的吃客饭，引起了厨师同时也是饭庄团支书的陈爱武的不满，他到主管单位市服务局反映情况，工作人员表示：这个事你知道，我也知道，知道就行了，不好办！本想向市委反映，有人告诉他，市委谁不知道这件事啊！万般无奈之下，陈爱武向中纪委写了揭发信，很快中纪委派来了调查组。在调查组尚未得出结论时，中国青年报《以改革者，鼓气你的勇气》为题做了报道，团中央领导也对陈爱武表示了鼓励。文章见报的当天，王磊就向中纪委做了书面检查，承认错误，并表示愿意如数补齐饭款，请求党纪处分。王磊又将检查提交国务院相关领导，并请商业部党组将检查付印下发各司局，“向全体同志宣读”。王磊还给北京市第一服务局、丰泽饭庄写信，对他们表示感谢，请求协助清查所欠饭款，将全部补齐。当天下午，商业部党组举行会议，“学习和讨论”了《中国青年报》发表的报道和社论。鉴于王磊认错较好，中纪委对王磊做出通报批评的处分。
在群众监督面前，中共党的最高领导人、部长纷纷主动承认违纪事实，主动处理善后，接受中纪委的处分，纪委的权威得到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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