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里四个兄弟姐妹中，我排行最小，哥哥姐姐们都说妈妈偏爱我。其实，我觉得妈妈关爱她所有的儿女。也许因为一些原因，我得到妈妈更多的爱，那是我心底最深的幸福和感恩。每个子女跟父母的缘分不同，妈妈与我，有着一种类似失而复得的情感。因为，在我小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跟爸爸妈妈一点都不亲。
乔石与夫人郁文
与父母聚少离多
我生在上个世纪中国大炼钢铁的年代。那时，爸爸妈妈在东北辽宁的鞍山钢铁公司工作。两年后，在我记事前，他们又奉调大西北，去参加创建甘肃酒泉钢铁公司。因为西北条件太艰苦，他们工作忙，妈妈身体也不好，我们兄妹四人被送到南京，由爷爷奶奶代为照料。
有一天，我们姊妹俩在家门口玩耍，远远看到难得回来探家的爸爸妈妈，我们彼此窃窃私语，却没一个迎上去。
爸爸妈妈想利用有限的假期，多跟我们相处，睡觉前总会问我们：“今天晚上谁愿意跟爸爸妈妈一起睡呀？”当时，最小的我，却第一个态度鲜明地表示，“反正我不跟你们睡”。后来她讲述这些情景时，我能听出，当年我的童言无忌，曾经多么强烈地刺痛了她的心。
1963年，爸爸妈妈调到北京工作。根据有限的条件，先把已上小学的大哥小明和姐姐小凌接到北京。1965年，我也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才和二哥小东还有爷爷奶奶搬到北京。
我还未及完全认同这个新家，“文革”就开始了。爸爸妈妈先后遭到隔离审查，后来又被双双“发配”到黑龙江肇源的中联部五七干校。不久，爷爷去世，奶奶有段时间去了大姑姑家，大哥初中毕业后去了延安插队，剩下我们三个小的。1970年，中联部五七干校迁址河南沈丘，我和二哥随爸爸妈妈搬到了河南干校。看着爸爸妈妈每天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艰苦地生活着，我第一次想到，要体谅他们。
那段日子，爸爸妈妈先后被安排去林场劳动，二哥去了沈丘县城上中学。留下我一人，驻守新安集镇大本营的两间茅草屋。妈妈非常担心，但也无能为力，只好一边为我打气、壮胆，一边教我挑水、生火、做饭，以及保护自己的基本技能。
家里有一辆从北京带去的永久牌26型自行车，学校没课时，我就骑一个小时去林场看望爸爸妈妈。白天，妈妈在地里干活，我就在一旁“帮忙”。晚上，就挤在妈妈集体宿舍的通铺上，俩人睡一个铺位。
在妈妈身边的那些日子，完全消融了我小时候的陌生感，那是我跟妈妈最亲密的时光。
上学时的书信和插队时的家信
1965年我到北京时，本是计划秋季入学，但因我生日晚，没有上成。妈妈看我在幼儿园学不到什么知识，就督促姐姐在家教我小学课程。
一年后，我本该上学，不想“文革”爆发，学校停课，妈妈就鼓励我在家读书，记得那时，我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欧阳海之歌》。
“文革”两年后，在“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中，我终于踏进小学大门。刚入学，就已算三年级学生。不久，爸爸妈妈去了黑龙江五七干校。当时姐姐管家，定期给他们写信。一天，我心血来潮，也胡乱划拉了几笔，寄去了我写的第一封信，期盼妈妈夸奖。收到回信，我惊呆了。妈妈寄回了我的原信，上面娟秀的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全是批改和点评，从书信结构到用词造句及标点符号。我当时只感到无比气馁。
1970年，我跟爸爸妈妈去河南干校时，已是四年级。当地小学师资、校舍条件有限，四、五、六三个年级学生在同一间教室，由一个老师教课。我就所有课程都跟着学，一年下来，通过了三个年级的考试，混到了河南沈丘新安集完全小学的一纸毕业证书。
1972年，爸爸接到“暂时借调”回北京工作的通知。为让我们尽早接受更好的教育，爸爸妈妈决定，由爸爸先带二哥和我回京上学。妈妈知道我那张小学毕业证里的水分，让我回到北京后，降一年，从初一上起。即使这样，一开始我仍跟不上学校课程。最吃力的是英语，记得第一次英语考试我只得37分。所幸妈妈半年后也回到北京，马上开始帮我补习功课。
1976年，我高中毕业，下乡插队仍是当时中学毕业生的主要去向。很多学生家长都各显神通，纷纷为子女寻找更好的出路。参军在当时是上上策。
当时有个政策，父母身边可留一个子女。可姐姐几年前中学毕业后已留在北京工作，万般无奈，爸爸妈妈有了给我办“病留”的想法。知道了爸爸妈妈的想法，我对爸爸妈妈一通慷慨陈词，最后表态：不管与同学们一起去插队有多苦、多累、多难，我一定要去。
下乡那天，妈妈陪我一起到学校操场集合。我爬上插队知青的卡车，准备出发时，竟意外地发现，一向不轻易表露情感的爸爸，不知何时也来了。
我在有200多知青的京郊农场插队。当时我们16个女生住在一间双排通铺的宿舍里，每天收工后回到宿舍，就是给家里写信诉苦，然后等待和拆读家人的来信。读信时，往往一人开个头，宿舍里便哭成一片。
一天，我收到妈妈的来信。信里除了关切、问候，通篇没有任何悲切文字，更没一字责难。妈妈说，越是艰苦的条件，越能锻炼人的意志；越是困难的环境，越是将来值得回味的经历，这些都是可贵的人生财富。当初我选择去插队，说明我有勇气，她为我感到骄傲，相信我能从这样的经历中学到书本中学不到的东西。
妈妈对我的鼓励和正面的肯定，消除了我心中因为自作自受而产生的消极情绪。同宿舍的姐妹们也都感慨地说：“你妈妈真伟大！”
后来，我回到北京，听家里人说起，妈妈知道我在那里受苦，夜里默默落泪。
无法留住的母亲
我们70年代成长的这一代，没有接受过爱情教育，我在收到第一封异性表白的来信时，感到莫大的侮辱，提笔写了言辞激烈的绝交信。
妈妈听说此事后告诉我：对异性产生好感，并不是什么非分之想，或十恶不赦的罪过，是青春期的正常情感。假使没有心动的感觉，但也应该注意不要伤害别人的自尊心。这样的疏导点拨，让我懂得要学会尊重别人的感受。1990年，我已在大洋彼岸求学生活两年。由于学业、环境、家庭等问题上的种种压
力，我一度非常迷茫。当时我与爱人都在读书，仅靠有限的奖学金支撑我们的家庭，但我还是不顾一切，买了一张对我们当时来说可谓“巨额”的机票回国。
到家后，我干脆睡到妈妈的房间，倾诉这几年来生活中的种种遭遇。妈妈细心倾听着，理智地分析，帮我从一件件漫无头绪的琐事中，梳理出问题的根源，把事情的前因后果一一摆明，分清主次。那是段非常艰难的日子，我曾感到人生黯然。如果没有妈妈，我不知道能否顺利走出泥潭。
妈妈年轻时饱受疾病缠身的痛苦，有了家庭后常因家人生病求医。妈妈无师自通，买来些通俗浅显的医书，常借此为我们“诊治下药”。后来，她甚至买来注射器及消毒器具，准备自己给孩子们打针，终因不忍下手作罢。
大概是在1968年，一天中午，爸爸从外面回来进了洗手间。我们一家正准备吃饭，突然听到洗手间里传来一声巨响，妈妈反应过来，马上跑了过去。爸爸面无血色，没说上一句话，直直地朝着我们倒下来。妈妈找到一位非科班出身但热心的医生，她看后，说爸爸是失血性休克，得尽快送医院。
正当医生们讨论治疗方案时，爸爸单位的造反派闻讯赶到。先是宣读了“最高指示”，有了指示，医生只给予一般保守治疗，输上液，用了些止血药。
好在爸爸命大，在急诊室的候诊椅子上躺了几天，出血居然停止了。有了这样的教训，下放五七干校前，妈妈买来《农村医疗卫生手册》，并按上面提示，备上她可以买得到的一些常用药物。
在我中学毕业下乡前夕，妈妈让我学些医学常识，因此，我参加了一个课余“红小医”学习班，并去院里的医务室为别人打针。
高考通过后，填报志愿时，我本想报自己喜欢的数学和无线电电子技术，但妈妈希望我学医。权衡利弊后，我第一志愿报了医学院。30多年过去了，我在这个专业领域一路走下去，深深地感谢妈妈帮我做出的选择。
妈妈的匆匆离去，对学医的我更显得残酷。我最后一次走到妈妈的身边，趴在她的耳畔告诉她，我有多么的不舍，如有来世，还望再做她的女儿，给我一个机会报答她的恩情。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