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运动正在走进一个困局：腐败现象始终存在，但不可能免职或起诉所有的腐败官员，一些人认为，对腐败官员实行赦免将是一个良策。
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以腐败罪名被判无期徒刑
《华尔街日报》6月16日发表题为《结束反腐战略，习近平可以看看香港》（For Anticorruption Exit Strategy, Xi Could Look to Hong Kong）的评论文章认为，中国反腐运动尽管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长期维持这样的打击力度显然是不现实的，为了结束反腐运动，习近平可以参考前港督麦理浩的做法：宣布赦免。
文章写道，尽管周永康案的判决再次推高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支持率，“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运动也进一步满足了公众对于社会正义的需求，但是，中国经济同时也受到反腐运动的负面影响：由于担心“撞上枪口”，中国国企和地方政府的投资决策都出现了大规模冻结现象，与此同时，推行经济改革也需要一支有活力的官员队伍来落实政策，而不是相反。
对于这一困局，香港可能将是一个成功先例。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在香港仍是英属殖民地期间，也曾发起过大规模反腐行动并成立了独立反腐委员会。这场运动的初衷是肃清警察队伍中的腐败现象，并且它也成功地以受贿罪名起诉了当时的英籍警局局长戈德博尔（Peter Godber）并将他投入狱中。
但反腐运动很快带来了今天习近平面临的类似问题：已经没有足够的廉洁警察来维持秩序。警察纷纷哗变，一些腐败现象严重的警局甚至因反腐而被清空。
面对这个问题，当时的港督麦理浩作出了一个勇敢决定：他宣布实行部分赦免。除极端恶劣的案件以外，香港政府不再对1977年赦免实行前被指控腐败的嫌疑人采取任何措施。这给了许多腐败官员以改过自新的机会，他们感觉到自己获得了一次新生。
麦理浩还认识到，在香港正在从低端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时候，他的反腐行动更应当专注于调查新型白领犯罪。中国目前同样正在经历这一阶段。一些人相信，正是麦理浩的赦免政策帮助巩固了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
赦免方案的支持者们指出，麦理浩当年采取的措施可以被视为一种榜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前院长张维迎就将赦免称为“理性的宽恕”，张维迎写道，“没有理性，就没有未来。”
他的同事、中国欧洲国际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同意这种看法：“选择赦免可能不是最好的处理办法，但这是最可行的办法。”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何家弘提出，保守估计中国至少有两百万腐败官员，而以目前中纪委大约每年4-5万的办案速度，他们需要四十年才能完成这项工作，而这还是在不产生新的案件的情况下。和其他赦免方案的支持者一样，他也认为需要以完全公布官员财产为条件实行赦免。
但这里面仍然存在一个陷阱，何家弘指出，从历史来看，赦免政策往往“只适用于那些位置稳固的官员，而其他人则处于危险之中。”
有关反腐运动是否只是权力斗争的一种形式的猜测已经持续多日，然而，与习近平同为“红色贵族”的薄熙来成了反腐运动的靶子，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也一样。一些人认为周永康是习近平的政治对手，但是他也并非唯一的一个。
习近平已经表明，他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未来正处于危险之中。没有什么东西能保证香港会从一个制造塑料花的工厂变成世界金融中心，同样地，中国也不会注定加入富国俱乐部。达到这些目标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而为了更接近这个目标，习近平必须保留一些老虎和苍蝇，不去打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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