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海难幸存者每年一次聚会, 据记载，古今中外仅有两个：一是“泰坦尼克”号，一是“江亚轮”。英国游轮“泰坦尼克”号沉没以后，每年的4月14日晚上，该轮的幸存者们在欧洲或美洲的某个饭店的大厅里聚会，以纪念命运恩赐他们第二次生命的那个夜晚，追悼葬身大西洋海底3,720米深处的遇难者，最初，每次聚会有上百人，但年复一年，赶来参加的人头发越来越白，人数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几个步履维艰、老态龙钟的人。于是他们无奈地商定，不再进行聚会。
江亚轮炸沉一个半月后，太平轮失事，图为电影《太平轮》海报
而今仅存的，是“江亚轮”车存者们的聚会，开始于1998年12月3日，至今未辍。
“江亚轮”海难发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的上海吴淞口外海面上，遇难人数逾三千，远远超过“泰坦尼克”号。五十年代以后，“江亚轮”海难淡出人们的视野，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江亚轮”海难是怎么回事，直至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在中国热映后，“江亚轮”海难开始被人们一次次重新提起。
比较两次海难，有颇多的不同之处，“泰坦尼克”是一艘豪华游轮，第一次航行，一切都显得有条不紊，海难发生原因，遇难者及获救者人数在事后统计得一清二楚。“江亚轮”海难发生于解放前夕，由于战争临近上海，逃难人数众多，虽有出售船票数可统计，但出于船上无票乘客及儿童甚众，此次航行船上到底有多少人，详尽的数字无从知道，只能大致估计为4,000人左右，上船的人数都无法统计，因此死难的人数就更是一笔糊涂账，只能毛估估二千左右。第二笔糊涂账是“江亚轮”失事之时正值政权交迭，因此“江亚轮”真正的失事原因到现在还设有弄清楚。
“江亚轮”海难也有亮点，那就是当年在海难吋驶过的船只对逃难者的救援，尤其是机帆船“金源利”号，在船主张翰庭的指挥下，救起了453人，占获救总人数的一半以上。
所以而今“江业轮”海难聚会的大部分幸存者的生命，可说都是张翰庭先生所赐。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非官方的聚会无人敢组织。“江亚轮”的乘客多为沪币籍人士，尤以甬籍居多，因此幸存者聚会基本上都是宁波人。1998年，《宁波晚报》发起并组织幸存者相聚，以志纪念。幸存者们首次相见，彼此感慨唏嘘。提到他们的救命恩人，更是感慨不已。因为他们共同的恩人张翰庭先生于1950年1月，因反革命罪而被处以极刑。
2003年11月30日，幸存者们第六次相聚的前几天，《宁波晚报》刊登厂“江亚轮幸存者55年后再相会”一文，表达幸存者们的3个愿望：一、联系更多的幸存者；二、见到恩人，“金源利”船主张翰庭先生的后人；三、设立江亚轮海难事件纪念碑。
“江亚轮幸存者55年后再机会”一文，为居住在宁波的张翰庭的第五个儿子张克劬的同学读到，他看到后十分感动，立即打电话给浙江医科大学退休教授张克劬，已77岁高龄又患有心脏病的张克劬得知幸存者的愿望，十分激动，当即决定启程赴币，代表全家和这些与“金源利”有不解之缘的老人们见面。12月3日，“江亚轮”幸存者们在获救55年后，终于见到当年救命恩人的儿子。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抱着张克劬先生痛哭流涕。他们一直不知道张家后人还在大陆，他们说：“你们家有船，大家以为你们在解放前夕早随着国民党政权逃亡台湾了……”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张翰庭先生的夫人和孩子们解放以后一直留在大陆。
《宁波晚报》登载了这次张克劬先生和幸存者见面的消息和照片，《人民日报》等报纸也发文报道。各报倒也并不因为张翰庭被处以极刑而有所顾忌，一致盛赞了张翰庭先生的功绩，不过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是，幸存者对张翰庭的遭遇的唏嘘、不平和议论，媒体只字不提，仿佛张翰庭先生是寿终正寝。2007年，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以吕凉为主持人的“民国遗案”节目，有一档是“江亚轮海难”，节目中不但提到张翰庭先生冒着被沉没中的“江亚轮”拖翻，生命和财产损失的极度危险，义无反顾地救起400多条生命的经过，而且还请张翰庭先生的第八个儿子张克勋先生来到节目现场，请他介绍当年惊心动魄的救人情节。讲完救人事迹，张克勋先生很自然的又讲起父亲之死，看来该节目的编导知道张翰庭先生的死因，所以张克勋先生才一提起父亲的死，编导当即就制止了他。
笔者由于一篇稿件的缘故, 得以认识张克勋先生，他向笔者讲起有关他父亲判刑及平反过程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上世纪50年代，张案曾惊动过周恩来总理、谭震林副总理，陈毅市长和沈钧儒院长等领导，80年代，习仲勋副委员长也作过批示，请统战部查清情况酌处。下面将一些鲜为人知的经过作一叙述，以飨读者。
二
1948年12月3日下午6时多，由上海驶往宁波的“江亚轮”在吴淞口外白龙港沉没，船上4,000多位乘客，有3,000多人葬身海底，仅有不到900人获救。
通常情况，作为船主的张翰庭先生是不会参与船只的经营性航运的，此番随船同行出于偶然。几天前，“金源利”机帆船为上海一家水果公司将3,000箱橘子从浙江黄岩运到上海，由于当时海上风急浪高，船身倾斜，致使3,000多箱橘子全部滚进海里，航运中惨重损失的计算以及如何赔偿，都只能由船主张翰庭先生亲自出马与货主谈判。张翰庭在上海与货主谈判完赔偿事宜后，于1948年12月3日，搭乘自家“金源利”机帆船返回浙江温岭，出上海行驶未远，路过吴淞口白龙港时，正值“江亚轮”遭遇灭顶之灾……
“江亚轮”是一艘载重3,365吨的豪华客轮，而“金源利”只是一艘载重300多吨的小货轮，两者容量相差10倍之多，风急天黑浪大，小船营救即将沉没的大轮上的难民，其危险是可想而知的，一些路过的轮船为确保自己船只的安全，大抵是在“江亚轮”周围游弋，捞救落水难民，也有为保自身不虞，远离难船扬长而去，更有丧尽天良者，打捞“江亚轮”上落水的箱子和财物以发海难财。张翰庭虽然前不久才遭赔偿3,000多箱橘子的惨重损失，但此刻，当船员请示是否救人时，张翰庭当机立断地下令救人，而且还特别关照，救人可以，发难财不行，谁敢打捞水面浮物，定予解雇……
面对“江亚轮”上呼天抢地的惨状，“金源利”不像其他船只那样，在难船周围游弋，采取能捞起几个难民算几个的安全做法，为能救援更多难民，经与船上大副商定，“金源利”顶着风浪驶向即将覆没的沉船，在有可能被“江亚轮”撞坏铁锚和船头的情况下，几经挫折，“金源利”终于靠上了“江亚轮”驾驶舱，并与“江亚轮”成丁字型排列，船员们将绳索抛向江亚轮，并缚在“江亚轮”上。采取这样的救援措施，既便于年轻难民跳船，也便于年迈与年幼的难民通过绳索登船，所以“金源利”救起的难民既有七八十岁的老妇，也有六七岁的孩童；此外，张翰庭还命船员在船的周围垂下直达水面的长绳索，以便溺水乘客缘绳索爬上轮船，多种救援措施并施，登上“金源利”机帆船的难民越来越多，获救的难民们一个个惊恐万状地拥挤在甲板上，对着“江亚轮”上的亲人恸哭呼号，不肯下到底层，造成“金源利”头重脚轻、船身倾斜的危险局面，再加上此时“江亚轮”正加速下沉，有缆绳与“江亚轮”相连的“金源利”号，随时都有被“江亚轮”拖沉的危险，船老大不及请示张船主，当机立断用利斧斩断绳索，“金源利”这才转危为安。
由于“金源利”号是冒着沉船风险, 贴近难船，因此其救起人数包括妇孺孩提等，相当其他各救难船的总和。当时统计和后来沿用的数字普遍是453人，实际上不止这个数字，1984年，“金源利”号机房的王恩铭师傅曾对张翰庭先生的女婿林仁基说，当时他为好奇心所驱使，曾与另一船员清点救起的遇难者人数，被救起的难民总数为543人。
本是开往浙江温岭回家的轮船，此时载着数百难民，掉转船头重新又向上海驶去。临离海难现场时，张翰庭先生还关照电报员，代“江亚轮”向过往船只发出求救讯号，为留在船上的难民们做了最后一件好事……
风急浪高，天寒地冻，难民们有的衣衫单薄，有的全身湿透，无不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张先生下令船员们尽量将自己的衣服给难民穿，将自己的被褥为难民们挡风，还命厨房里多多烧些热粥和姜茶为难民们御寒。有个6岁的男孩，因冻得发抖无法自己进食，张先生还一口口地亲自喂给他吃。（五十五年后，张翰庭先生的儿子张克劬听当年被救起的孩童张善良讲起此事时感慨地说，父亲在家里还从来没给我们兄弟姐妹们喂过食呢！）。
经过近十个小时的艰难航程，“金源利”号终于靠上上海十六铺金利源码头。码头上是人山人海悲号的家属，“金源利”号的船员们将获救的乘客送上码头和救护车后，在张翰庭先生的示意下静静地返航，当时码头上的人群都只顾着争认亲人和救援受伤的乘客，以致忽略了“金源利”号悄悄地远去。是谁救了数百位遇难乘客，并把他们安全送回上海，一时无人间及，直至几天后，媒体从一位幸存者口中得知，是浙江“金源利”号机帆船救了他们，船主的名字叫张翰庭。由于此段时期正是“金源利”号返运橘子的季节，因此人们把张翰庭先生前几天3000箱橘子沉没的损失和这次救人的航行交错在一起，当时上海的街头巷尾纷纷传说，张翰庭先生下令将全船橘子统统倾倒人海，腾出船舱救人……
冒险并舍财救人的义举传开，沪甬等地百姓轰动了，当“金源利”号再次登陆上海时，上海一些企业和市民自发地捐赠金钱衣物给张翰庭和他的船员，上海市民有捐赠上千银元的，有捐赠呢绒衣物鞋子的，有捐赠肉食酒类的。众多的捐赠中，肉食酒类船员们和捐赠者共同享用，少量衣物鞋子允许船员留下，以弥补救人时衣鞋的损耗，其他银元之类的贵重物品均为张翰庭先生婉拒，统统转赠给当时上海的慈善机构普善山庄。
在战争阴霾笼罩着上海的动荡年月, 有这样的义士、义举，上海感动了，上海震惊了，报纸电台铺天盖地地赞颂张翰庭的侠义行径，连当时正处于焦头烂额中的国民党上海政府的市长吴国桢也为之动容，1948年12月11日，他在电台里颂扬张翰庭抛橘救人之举，12月30日，他又亲手为张翰庭别上一枚“上海市荣誉市民”奖章和颁发锦旗。南京民政部也专电表彰，“金源利”获全口岸航行特权，介绍张翰庭事迹的新闻纪录片在各地放映，场场满座，书场电台以为说唱材料，经久不息。
三
1949年4月，吴国桢逃离上海，5月上海解放。与此同时，张翰庭先生的家乡温岭也解放了，当时解放温岭的并非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大部队，首先进入温岭的是以周丕振为司令员的中共浙南游击纵队，当部队进城时，很多士绅或避匿或逃亡，而张翰庭先生则宰猪担酒进城犒军。
周丕振率领的游击纵队解放温岭后，丁世祥暂摄县政，还曾接见过犒军的张翰庭先生，感谢他为大军筹措4万斤军粮和10万斤草料，并将家中为防海盗土匪之用的全部枪枝弹药上缴政府的侠义之举。
周、丁等几位领导都是当地人，对张翰庭先生是了解的，尊重的。但俟1949年6月，解放军大军南下，南下干部70余人取代周、丁等当地干部到温岭任职，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新任张县长竟以邀请张翰庭先生的方式将其逮捕入狱。
周丕振司令员得知此消息，十分吃惊，特地委遣当地老师叶黄平给张县长一信，介绍张翰庭为地方为社会所作的一切，要求释放张翰庭先生，张县长未予理睬；温岭乡间六七十位老人顶香至县政府前，要求释放张翰庭，张县长还是不准。张翰庭被抓，惊动的不只是温岭县城与乡下，浙沪两地也掀起不小的波澜。张翰庭的义举，一年前在上海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书场电台一口一声的活菩萨、大义士、救命船主、救命英雄的称颂，上海市民记忆犹新，如何时间仅过一年，救命菩萨竟成了阶下之囚？上海宁波同乡会是当年处理“江亚轮”海难的一个群众团体，对张翰庭先生的义举有深刻的了解，为此，他们上书陈毅市长，要求释放张翰庭，陈市长从善如流，以上海市政府的名义向浙江提出要提张翰庭到上海；时任解放浙江的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的谭震林同志也接到众多群众反映，为张翰庭的当年的作为而感动，发专电至温岭，令将张翰庭送往杭州处理；更有浙江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为张翰庭被地方政府逮捕而震惊，向周总理请示如何处理。
上海要提人, 浙江要提人，最高法院院长亲自过问，到底为什么要抓张翰庭？温岭政府当时以张翰庭杀害梁耀南、梁耀东、李敏轩等十一位共产党员及其他罪状上报中央。中央的批复是：“组织法庭，核实事实，给予极刑。”
在狱中的张翰庭先生可能也知道，对于他的入狱，外面会有人在为他奔走，所以从他本人来说，绝对没有会被处决的思想准备。据狱友所说，临刑这天吃早餐时，听到狱内鼓号声，张翰庭先生还对狱友徐开春、王建一等人说：“今天不是节日，怎么会有此声？”后又听到“张翰庭带东西”，他以为要起解上海，还担心地对狱友说：“路上无人照顾，怎好？”等到走出监房，看到全副武装的行刑战士，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末日到了。他背对牢房，面对行刑的战士，仰天长呼：“天晓得，天晓得啊……”
建国初期，“土改”、“镇反”等为巩固共和国政权的各项运动是绝对必要的，但由于规模大，势头猛，不可能有今天“疑案从无”的司法程序。虽然张翰庭被处以极刑，但他的家属们和“江亚轮”的幸存者们坚信他是清白无辜的，他们能够作为的只能是为他翻案。从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的年月走过来的人们都很清楚，要想翻案，在那年月，决不是锲而不舍所能奏效的，他们只能等，等，等待合适的时机……
四
“文革”结束了，张翰庭先生的平反开始显露曙光，其中的几起几落且不赘言，单讲失之交臂的一次：温岭家乡有位有些来头且十分热心的人士张小海，在其父亲平反后，起念为张翰庭平反，他到温岭横河老家去见张翰庭先生的遗孀王佩芬女士和张翰庭先生的第六个儿子张克勃，以自己为父亲平反为例，表示愿意出面代为申诉。于是张翰庭先生的女婿林仁基于1986年6月13日将申诉书交给热心的张小海，由他代诉。也许是因为张小海有些来头，一个月后，中共信访局第491期（1986年6月30日）文件到温岭县。内容如下：
浙江省温岭张小海（自称是蒋介石外甥俞济民的过房儿子）致信小平同志，说其父张晓嵩于一九五零年被错杀问题已于今年五月在中央批示下，由薛驹同志主持进行了平反，现来信并附王佩芬（张翰庭之妻）申诉信一件，为原国民党浙江省参议员张翰庭申诉。
来信说张翰庭早年为同盟会会员，一九四六年上半年被选为浙江省参议员，四八年十二月随自家船从上海返海门，行至吴淞口，适遇“江亚”轮遇难，张亲率船员抢救，获救者五百四十三人，博得了中外舆论一致赞扬。国共和谈破裂后，张通过何悦湖与浙南游击纵队周丕振司令员秘密接触，决定留在大陆。温岭解放后，张一面宰猪担酒慰劳我军，一面应政府要求，筹措军粮四万斤、草料十万斤，并将家中枪支弹药全部上缴政府，以明心迹。
解放军南下部队接管温岭县政府, 因不明真相将张逮捕判处死刑。当时，周丕振、沈钧儒、陈毅一致提出不同意见，谭震林同志专电温岭，令将张送杭州处理，温岭县未执行，于一九五零年一月将张枪决。对此上海、宁波及浙东沿海的去台人员至今仍不寒而栗，来信要求对张案进行复查，予以平反。
该文件首页标有“报送仲勋同志”，后有习仲勋的批示：“请明复、李贵同志查清情况的处。七月九日。”
时为1986年，习仲勋同志当时的职务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批示中的明复、李贵，指的是时任统战部部长的阎明复同志和副部长李贵同志。案子由人大副委员长批示统战部长和副部长调查，可见中央对此案是重视的，因为张翰庭先生毕竟不是个普通百姓，救出“江亚轮”数百遇难群众，当时曾名动海内外，国外很多报纸都给予报道。即便在今天，提起古今中外的海难史，无法不提特大的“江亚轮”海难，提起“江亚轮”海难，又无法不提张翰庭。现今提及“江亚轮”海难的文章不少，不是对张翰庭之死讳莫如深，就是错误地报道张翰庭先生已获平反。张案的未获平反，给社会和媒体带来不小的尴尬和被动。
1986年12月，《上海法制报》记者汤永新和《文汇报》“法庭内外”栏目主编王复初及记者李颂联同时到温岭，他们经三天采访，了解前前后后的真相后，又一起到浙江高级人民法院采访，直接面见浙江最高人民法院张院长（这位张院长正好就是当年判处张翰庭极刑的温岭县县长）。第二年，也即1987年，浙江高院总算将案卷发还回温岭，记者们又到温岭调查，原判这才公布于世。也就是说，判处张翰庭一案的罪名究竟是什么，张家后人这才知道，其中最严重的一条是杀害十一条人命。之前，他们一直不清楚张翰庭先生究竟是因什么罪被处死的。
1987年3月12日，温岭新河区长、统战部一位负责人和《上海法制报》记者汤永新三人坐车到横河看望张翰庭遗孀王佩芬，劝慰她不要焦急，相信政府会按政策办的。谁知事情偏偏还有反复。本来是想让案情更清楚一些，3月中旬，林仁基恳请温岭法院吕子君庭长，向尚健在的“被张翰庭杀害的”离休干部梁耀东取证，证明张翰庭并没有杀死梁耀东。吕庭长得悉梁耀东的地址后，于3月20日，携带随员，登门向梁耀东取证。取证之时，梁耀东的身体状况很正常，对答清楚，说明真相，而且还亲自送客到门口。据家人讲，当晚他有些心绪不宁，不知何故半夜起床出门，更不知他意欲寻找何人，不幸的是年迈的他没走多远，摔倒猝死在邻居家的户外。离休干部梁耀东没有被张翰庭杀死，而死于张案的调查，令人嗟叹。
为调查张案, 死了一位离休干部，再进一步调查又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后果谁能担待？这一切很棘手，就这样，案件被拖了下来、张家后人不知内情，还一味地耐心等待，于是一拖又拖了三年多。
张翰庭案是习仲勋副委员长批示，让统战部部长、副部长调查的，可统战部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没有隶属关系，这三年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统战部之间有过什么文件往来，这一切张家后人更无法知道。1989年，阎明复同志被免去统战部长之职，拖延不决的张案突然有了结论：维持原判。
公允地说，张翰庭先生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张家后人和众多的“江亚轮”幸存者们，坚信张翰庭先生是清白的。即使张翰庭确实是罪该万死，也应该把罪该万死的条条罪行交待清楚，将张家提供的反证----驳斥，令张家后人心服口服才是。然而……
从《人民日报》能报道张翰庭先生的救人义举及幸存者与张家后人团聚的消息来看，张家后人和幸存者们深信，在政治清明的今天，张案肯定会得到平反。今年12月3日是“江亚轮”海难一甲子纪念日，他们希望能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获悉张翰庭先生被平反的喜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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