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年代, “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是被压在社会最底层供人批判、让人歧视、受人折磨的“坏人”。我的父亲虽然出身贫农，竟也神差鬼使，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不仅他本人，我们全家人也都跟着吃尽了苦头。
镇压反革命运动
几十年来，我一直不明白，一直在苦苦追寻真相。父亲是位贫苦农民，土改积极分子，当过民兵排长；他一不反党，二不叛国，一心跟着共产党奔社会主义，怎么就成了反革命呢？
后来我反复询问母亲，求证亲戚朋友，访问有关当事人，终于弄清了父亲“反革命”帽子的来龙去脉，不禁让人扼腕长叹，潸然泪下。
1955年冬，渑池县公安局接上级通报，给英豪乡灵南村发了一道公函，说灵南村有两个反革命分子，解放前曾枪杀过两名八路军干部，在土改时潜逃至四川成都，近年来又在成都继续作案，成都公安局几次抓捕不成，皆因不识真面孔。因此，希望渑池派来得力而知情的灵南村人，协助成都公安局，缉拿罪犯，为民除害。
灵南村党支部接到县公安局的公函，竟然惊慌起来。支部书记、大队长、农会主席、民兵营长，一群干部面面相觑，研究了几天，竟也定不了派往四川的合适人选。实际上他们都是去四川抓捕反革命的合适人选，但他们一个个畏首畏尾，心里不停地打着小鼓。
原来，那两个逃往四川的反革命，虽然在外边干过袭击八路、杀人越货的勾当，但是，在本村里却是个与人为善的好人，曾接济过一些穷人，一直奉行“兔子不吃窝边草”的箴言，人缘颇好；而且，其家族势力颇为强大。去抓这两个逃犯，简直是“伤天害理”，一定会遭人唾骂。于是, 这几个村干部一个个畏葸不前，推来推去。推了几天，忽然想到了我父亲马原：此人是土改积极分子，民兵排长，又在西安、成都赶过马车，熟悉那里的地理环境，这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吗？
哪知道父亲接到大队干部的指令以后，竟然没有推辞，二话不说，慨然答应。背着家里人，到大队和乡里开了介绍信，又到县公安局拿了公函，赶了一辆破旧马车，肩负着重大的使命，居然朝西安方向出发了。
后来母亲一直痛心地给我们说，你爹去西安成都，是瞒着我呀！我要知道他是去成都抓人，打死也不会叫他去，拼命也要拦住他，不让他去送死呀！
我的姑父后来对我说，你爹来向我借钱，说是去西安做点生意，很快就能回来，他不说实话呀！我要是知道他是去成都抓什么反革命，我肯定不借给他钱，我叫几个人绳捆索绑，也要挡住他，不让他走向死路！
多年来我一直不明白，去四川执行抓捕反革命这样重大的任务，公安局为何不派一个警察陪同父亲一同前去呢？大队和乡里的干部为何不一同前去呢？从渑池到西安、宝鸡，再到四川成都，几千里路程，一个人赶着马车，风餐露宿，忍饥挨饿，越过千山万水，历尽千难万险，吃了多少苦头才到达目的地的啊？他为什么要吃这样的苦，受这样的罪呢？
父亲到了四川成都，成都公安局根据父亲的指认，很快就将那两个渑池籍罪犯逮捕归案，押回渑池。渑池司法机关很快就将其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若按现在人的常识来看，父亲受尽艰辛，为民除害，为党分忧，立了一大功劳。然而，他一回到村里，便成了众矢之的。尽管村干部也在暗中夸他了两句，但是挡不住人们的汹汹议论。有人说他是去四川“发洋财”了，收了3万多元，弄了两斗金戒指！有人说他去四川杀人了，至少有两条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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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气得天天和他吵架，姑父和几位亲戚也赶来指责他。父亲说：“是大队，是政府，派我去的四川，又不是我擅自要去！那两个人是被政府枪毙，又不是我叫枪毙的！我执行的是上级指示，为民除害，只要有上级支持，老百姓在下面胡乱嘟囔，顶个屁用！”
其后的两年多里，父亲虽然经历了无数的黑眼白眼，倒也平安无事。母亲和全家人都在想，时间能抹去过去的伤痕，岁月能消弭以往的仇恨。然而全家人没有想到，那两个被害者的家族，满怀毒毒的怨愤，一直在暗中炮制一支支的毒箭，准备伺机向父亲射来！1958年8月间, 大跃进的狂潮汹涌袭来，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食堂的运动，把人们搅得一个个发热发狂。
此时，从县里派来了工作队，要狠查狠挖反对大跃进的右倾现象。白天社员们参加大兵团作战，晚上一路小跑到学校参加大规模反右倾会议。工作队根据群众揭发，点出谁的名，谁就必须站到会场中间。工作队员喊道：“这个人是什么？”群众立即呼应：“是坏蛋！”“怎么办？”“就法办！”只要有二、三个人吆喝“法办！”，工作队一声令下，就会扑上来几个如狼似虎的大汉，将“坏蛋”绳捆索绑起来，一阵恶言恶语的批判加上一阵拳打脚踢之后，立即连夜押赴县公安局拘留所，成为“罪犯”。
父亲的厄运降临了。在白天的大兵团作战中，父亲所在小组的一把麻绳丢了，有人一口咬定是父亲偷了，这便是“破坏大跃进”的行为。晚上的批斗会上，工作组点了父亲的名。父亲刚刚站起来，就有一群人在厉声呼叫：“马原是破坏大跃进的坏蛋！”“他到四川杀过人！”“他贪污受贿3万块钱！”“他盗窃了三斗金戒指！”……
工作队长喊道：“这个坏蛋怎么办？”“法办！法办！法办！”一群人一呼应，队长一声令下，几个大汉便扑上来将父亲绳捆索绑，一阵拳打脚踢之后，被几个民兵连夜押赴县城监狱。
那几个押解的民兵后来对我说，你爹一路上不停地喊冤，对我们说：“我犯了什么罪？都是他们家族的人陷害的！我不服，我不信，我给政府办事还犯了法？天黑总有天亮时！到时候，他们怎么把我抓来，还得怎么把我放回去！”
父亲刚被押走，工作队在大队干部的带领下，扑到我们家，进行抄家。七八个人翻箱倒柜，里里外外，折腾了大半天，抄走了母亲的一件新棉袄，两件新裤子，还有半斤黄豆。有两位大汉用镢头在后院刨了半天，一无所获，只得撤兵。
父亲在县城监狱里想到，他们把我抓来，法院总要审判吧？总要认真调查吧？总要听我申诉吧？不料就在那段时间里，那两名被枪毙的罪犯的家族势力，开始发疯般地活动了，他们上蹿下跳，四处奔走，一封封诬陷父亲的状子飞到县法院的案头；并且用金钱和关系，上下活动。几个月后，县法院以“贪污受贿罪”、“破坏大跃进罪”，判处父亲有期徒刑三年。
然而全村人都认为，父亲被公安局抓走，就是“反革命分子”，那母亲就成了“反革命家属”，我们弟兄三个就成了“反革命子弟”，地位还不如地主富农，处处受人歧视，天天遭人白眼。我们去公共食堂打饭，那些掌勺的炊事员一见是“反革命”，就会让你的碗里少一些、稀一些、差一些，让我们天天饿肚子。母亲天天在家以泪洗面, 不敢出门见人。一天，一位村干部通知母亲去开一个会。母亲到会场一看，尽是地主、富农，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她悲愤地哭着，找到那位村干部质问道：
“为什么叫我参加这种会议？”
“因为你男人是反革命分子，你是反革命家属！”
“我是家属，又不是分子；况且，你说他反革命，他究竟反的什么革命？我觉得，他不是反革命！”
那位村干部暴跳起来：“啊，他不是反革命，怎么会进了共产党的监狱？关在共产党的监狱里，怎么会是好人？你这不是污蔑共产党吗？”
无论这位村干部如何戴帽子，母亲哭着喊着，就是不去参加五类分子会议。后来我的姑父过来，给那位干部送了点礼，说了不少好话，终于答应不让母亲参加五类分子会议。但是，作为“家属”，也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
几个月后的一天，忽闻父亲的劳改队移驻英豪街，距离灵南村只有七八里地。母亲决定要去探望，连忙把父亲的旧衣裳洗了一件，连夜赶做了一双布鞋。母亲说，去探望你爹，还应该带一点吃的，可现在是食堂化，家里连一颗粮食也没有，原有的半斤黄豆也被工作队抄家抄去了。没有吃的，就带着这衣服鞋子吧。我去看你爹，可不是想他，我是恨他！我倒要问问他，你到底办了什么坏事，叫我一家人跟着吃苦受罪……
母亲带着我几经打听，终于来到了父亲的劳改队驻地。这是土改时没收的一位地主的老宅子，高门大院，蓝砖高墙，门两边有威严的卫兵站岗。母亲上前和卫兵说了不少好话，卫兵答应，劳改人员马上要出工，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和丈夫见面，时间不能超过20分钟。
那扇黑漆大门终于打开了，劳改犯人们背着镢头家什，灰头土脸，从里面鱼贯而出了。一个眼眶深陷的犯人一出门就直勾勾盯着我们，而且径直朝我们走来，啊，这不是父亲吗？
父亲高大壮实的身躯，现在似乎有些瘦弱不堪；往日那黑红发光的脸膛，现在变得发黄发灰，布满了胡茬；破烂的衣服上有布条在飘动。
父亲盯着母亲，来到我们身边，把肩上的镢头往墙头一靠，便弯下腰，一手拉着我的手，一手抚着我的头，沙哑地说：“你们来了，你们受苦了……”
母亲不说话，牙咬着嘴唇，眼泪不住地往下流。
“双有都8岁了吧？该上学了吧？我娃要好好上学，学些文化知识，能顶门立户；可不要像你爹，是个文盲，不懂法律，任人欺负……”
母亲擦了把眼泪，带着火气说道：“他爹，有些话在我心里憋了几个月了，我要问你，你说，你到底犯了什么罪？能不能叫我也知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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