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安部“猎狐2015”赴境外缉捕工作组6月21日6时许将近期抓获的6名境外在逃经济犯罪嫌疑人从印尼押解回国。其中, 有3人为被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报的逃犯。这是“猎狐2015”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国警方首次赴印尼展开集中缉捕行动。而从2014年7月以来，“猎狐”行动已经进行两轮。2015年4月，“天网”行动拉开序幕。这两个以海外追逃追赃为目的的行动，到现在已将近1,000犯罪嫌疑人“猎”回国内。那么，执行这些特殊任务的行动团队到底都是怎么工作的呢？
细节揭秘：人脸识别
2015年3月，一名潜逃18年之久的犯罪嫌疑人在上海落网，而网住他靠的是新技术：人脸识别与大数据。
1997年，一个名为“谢仁良”的商人携9,000多万元的巨款潜逃。资金的来源则是骗取上海市财政局下属证券公司所得。案发两天后，上海警方即立案侦查并开始网上追逃，但多年始终无果。
18年后的3月2日，上海警方得到边检部门通报，一个名叫“张健平”的澳大利亚籍华裔近期入境，入住浙江省杭州市一酒店。经人脸识别和大数据分析，此人的面部特征和其他相关信息均与谢仁良高度吻合。虽然此人对自己的行为以“失忆”为名抵赖，但通过核查随身物品、DNA生物物证比对等，侦查员确认他就是潜逃18年之久的谢仁良。
与此相类似的是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上海营业部原总经理、“红色通缉令”上的戴学民。在2001年涉嫌贪污1,100万元出境潜逃后，成功“漂白”身份，取得英国国籍。4月25日，变换身份潜回境内的他在安徽被抓获，警方透露，其原因也是技术识别。
更多惊心动魄的抓捕发生在境外。
3月25日, 潜逃老挝4个多月的天津市国税局直属分局原局长庞顺喜、天津港保税区瀚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安慧民向中国驻老挝使馆自首。让他们幻想破灭的，正是缉捕工作组布下的天罗地网。
为了抓捕二人，公安部经侦局、天津市纪委、天津市河西区检察院派出了4人的精干团队。3月18日赴老挝之前，他们就筛选出了嫌疑人的可能藏匿地，并与外交部、使馆取得联系。老挝方面也积极合作，指派警察总局刑侦局一名副局长挂帅，抽调警员专门配合此次行动。
数日蹲守，一无所获。嫌疑人在老挝的宽广人脉，为他们藏身匿迹提供了保护。
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3月23日，此案的一名重要关系人被捕。消息传出，2名嫌犯“慌了”----—4个月里频繁换手机、每天盯着中国新闻看、日夜担心“国内派人来抓我们”，2人明白，“这事躲不开，迟早会被抓住”，不如主动投案。于是，就有了25日下午的那一幕。
还有的外逃“狐狸”被以“遣返”或者“异地追诉”的方式追捕。
比如，红色通缉令上的“二号人物”、“亿元股长”李华波，虽然在新加坡“投资移民”，但由于中方提供的证据确凿，2011年，新加坡检方以“不诚实接受偷窃财产罪”指控李华波，并将其判处监禁；期满之后，李华波被遣返回国。
团队面纱：得有“三懂” 还得有“三高”
2014年，中国公安部的“猎狐”专项行动共抓获680名外逃经济犯罪人员。其中，公安部“猎狐办”派出的60多个海外抓捕团队“无一失手”，均有捷报传回。
“猎狐2015”专项行动办公室主任、经侦局副局长刘冬介绍说，从2014年到2015年，猎狐行动的专项行动组已经轮换过人马。不过，这支20多人组成的队伍依然保持着平均年龄30岁左右的人员构成，甚至吸收进了“90后”的新鲜血液。
成为“猎人”需要什么样的素质？刘冬说，得有“三懂”，还得有“三高”。
所谓“三懂”，指的是懂侦查、懂法律、懂外语----—不仅有公安经验、熟悉案件办理，而且精通国内外法律、有国际执法合作经历，并且熟悉外语，可以在国外与人交流。事实上，这支专业的团队知识背景非常广阔，很多是硕士以上学历，同时具备金融、经济、外语、法律、计算机、企业管理、刑侦等多学科背景。
而“三高”, 则指高智商、高情商、高逆商：智商用来应对狡猾的“狐狸”，情商用来与相关国家地区执法部门协作，“逆商”则用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和艰难险境。
“当然，还要有说走就走的体力，扛得住熬夜，经得住颠簸。”刘冬说。
最后这条要求非常符合实际----—2014年，“猎狐”专项行动组半年之内执行了70多次任务，经常是回国没几个小时又有新任务，得出发；三四天往返半个地球，也是常事。“随时接到电话拎包就去赶国际航班”，是他们的“常态”。
艰苦行程的背后，是如好莱坞大片一般的抓捕。
比如，在抓捕潜逃尼日利亚8年的经济犯罪嫌疑人时，正值尼日利亚爆发埃博拉疫情。行动组到达后，确实有一名队员开始发高烧。所幸的是经过诊断，他所患的是疟疾而非埃博拉。为了不掉队，患病队员一直在房间楼道里跑步发汗，一天喝掉20瓶矿泉水，两天后退烧，跟上大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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