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被称为样板戏的“总导演”, 因为没有她，样板戏不会被抬到如此神圣的位置。然而是戏就有落幕时。那些排演样板戏的人，有的因此飞黄腾达，有的因此身陷囹圄……本文综合自《样板戏·史记》《重庆晚报》。
样板戏《沙家浜》
沉默君：连降9级逐出电影厂
1961年，刚刚摘帽的“右派”沉默君（曾任三野解放军剧院编剧、总政文化部创作组创作员，代表作有电影剧本《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等）写出了《自有后来人》的电影剧本。1963年，这部电影引起轰动。
接着，哈尔滨市京剧院排演了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上海沪剧团也将其改编成沪剧《红灯记》。此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指示中国京剧院总导演阿甲将沪剧《红灯记》排演成京剧《红灯记》。1964年，江青决定把两个京剧版本合并，仍定名为《红灯记》。
此后，现代京剧《红灯记》剧本改了又改，编了又编。然而，沉默君因为“摘帽右派”身份，在京剧《红灯记》公演时，不仅没有他的名字，连“根据电影《自有后来人》改编”字样也彻底消失。不仅如此，在1966年“文革”前夕，沉默君被莫须有的罪名 “两开”（开除党籍、开除军籍）、“一保留”（保留公职），连降了9级，同时被驱逐出长春电影制片厂，流放到安徽省枞阳县接受劳动改造。
“文革”初期，江青一次在杭州视察，有人问她《红灯记》的原作者究竟是谁，江青回答说：“是沉默君写的……此人摘帽后政治表现很不好，大家不要再提他了。”
沉默君直到“文革”后才得以复出, 继续创作，在电影《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和《红灯记》上又出现了他的名字。
汪曾祺：受江青重用被审查
1966年春末夏初，汪曾祺作为北京京剧院里的“黑鬼”“小邓拓”，被押上街头游街示众，并在单位天天遭受到残酷批斗。不过，由于其言行一向是谨小慎微，因而他只是扮演一个陪斗的角色。
1966年7月，汪曾祺突然接到通知，让他在当天下午4时收拾干净后，到剧院军代表办公室里去。在办公室，军代表对他宣布：“现在党和人民给你一个戴罪立功、重新做人的机会。”随后，汪曾祺被一个年轻的军人带上一辆黑色小轿车，直接驶向钓鱼台国宾馆，并在十七号楼受到江青的接见。
江青此番破例召见，正是为了修改《沙家浜》。此后，在前门打磨厂胡同和“广和剧场”，汪曾祺等人随时听从江青的调遣，即席进行《沙家浜》的突击修改和排练。汪曾祺在江青的控制使用下创作长达10年。据说江青很看重汪曾祺，甚至点名让他登上天安门城楼。
因为受到江青的重用，“文革”之后，汪曾祺被列为“说清楚”对象，还被立了专案。后来，他写道：“我对于许多同志对江青的刻骨仇恨，看不到，感受不到。因为我一直感念她的好处。她一到节骨眼上就想起我，我就得给她去卖命。有的同志说我是‘御用文人’，这是个丑恶的称号，但这是事实。”
“文革”结束后，汪曾祺在1980年发表小说《受戒》，受到普遍赞誉，随后出版多卷本《汪曾祺文集》，晚年大放异彩。
李承祥：成“走资派”关进牛棚
1964年，时任中央芭蕾舞团艺术室编导、33岁的李承祥开始《红色娘子军》的创作时，他不会想到这部芭蕾舞剧将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排练时，芭蕾舞演员们发现从原来的半踮脚尖走路转变为平脚走路，脚后跟适应不了；编导们则苦恼于传统手法的失效：原本表现男女爱意的双人舞动作用来表现琼花和南霸天之间的冲突，结果自然啼笑皆非。最初这个舞蹈得到的评价是“太像娘子，不像军”。
随后, 李承祥和另外两位编导蒋祖慧、王锡贤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创新。他们把西方的芭蕾舞和中国的民间舞、拳术、军事动作加以融会，于是有了后来看到的吴清华“倒踢紫金冠”“乌龙绞柱”“掀身探海”等经典舞蹈动作。
《红色娘子军》被封为“样板戏”，可江青一伙的介入给中央芭蕾舞团带来了几乎致命的打击。蒋祖慧因为在《南海长城》编导一事上引起江青不满，1970年被打成“手上抓着帽子的反革命”。李承祥作为舞团领导，后来也被打成“走资派”关进牛棚，一个月后因有人贴大字报替他平反才恢复了工作，但也仅限于演南霸天。
1976年后，李承祥担任了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蒋祖慧担任了中央芭蕾舞团编导兼副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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