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月, 刚刚奉召回国返回南京的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紧急约见国民政府高层。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的孔祥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陈立夫会见了鲍格莫洛夫，鲍氏向国民政府提出，苏联政府希望中国发起太平洋地区公约维护地区和平并准备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不久，国民政府委派立法院长孙科与鲍格莫洛夫举行秘密谈判，商讨军事援助问题。苏联向国民政府承诺以军事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前提条件是停止内战，谈判因而延宕。
湖北武汉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烈士墓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急需获得外援，苏联也明白中国倒下时就是日苏开战时，援助中国迫在眉睫。1937年7月8日，国民政府再次授权孙科与外交部长王宠惠负责对苏谈判，双一拍即合，但苏联为了不过分激怒日本，只愿意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而不是同盟性质的友好同盟条约。8月1日，国民政府批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8月21日中苏代表王宠惠、鲍格莫洛夫在南京正式签约。
军援
在合约签订前的8月14日，也即是“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即要曾参加中苏复交谈判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冲以其名义向鲍格莫洛夫提交军火供应草案，其中包括350架飞机、200辆坦克、236门大炮，并要求在协约签订后一个月内提供，同时还要求苏联对华派遣飞行员、航空技师、炮兵、坦克手等训练中国军队。8月17日，苏方答复国民政府，统一中方的提议。《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中苏之间的军援有了法律依据，苏联大规模地开始援助中国。
9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次长、防空委员会主任陆军中将杨杰率团访问苏联，具体谈判军援的数量、品种及形式。在苏期间，代表团不但与苏方敲定了军援的细节，还实地考察了相关中国急需的火炮、坦克、反坦克炮、高射炮等武器的性能。此后杨杰晋升陆军上级，转任中国驻苏大师，专职负责军援相关事宜。1938年1月17日, 孙科访问苏联，受到苏联极高的礼遇。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到机场迎接，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苏联党政军领导人都会见了孙科，还安排孙科列席、参观了苏联最高苏维埃大会。孙科在苏期间与苏方商定了第一期对华贷款，约50,00万美元，年利率3%，贷款偿还时间从中国收到苏联军火的1937年10月31日算起，分五年等额偿还。此后，中苏双方又先后达成两期贷款合同，分别为50,00万、1.5亿美元，三期贷款共计2.5亿美元。第一期贷款中方签订了3个供货合同，第二期贷款两个供货合同，于1939年9月1日全面用完。第三期贷款，中方签订了5个供货合同，但在第三个个合同尚未履行完毕时，苏德战争爆发苏联中止了贷款，实际中方使用苏联贷款为17,317,300美元，约为总额的近七成。
根据苏联的统计，从1937年9月到1941年6月，苏方分9次向中国提供飞机904架，其中重型、中型轰炸机318架，战斗机532架，教练机44架；坦克82辆；牵引车602辆；汽车1,516辆；火炮1,140门；轻重机枪9,720挺；步枪5万支；子弹1.8亿发；航空炸弹31,500颗；炮弹约200万发，以及武器零部件等其他军火物资，极大地支援了中国的抗战。
苏联航空志愿队
抗战全面爆发前，中国空军约有300多架各式飞机，而日本同时期拥有飞机2625架。抗战爆发后日本投入中国战场飞机约850架，陆军航空兵约300架，海军航空兵约550架，从数量来看中国空军具有一搏之力。不过，由于飞机性能的落后，以及不具备飞机制造能力，中国空军虽以其英勇重创了日本，但到淞沪会战末期中国空军能够作战的飞机只剩下36架，而日本却不断得到补充战力不减，中国军队防空压力极大。
1937年8月《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蒋介石一度试图说服苏联直接对日宣战，但为苏联拒绝，不过苏联同意以志愿的形式排出援华航空队赴华对日作战。与后来的为人津津乐道、广为传颂的飞虎队不同，援华航空队全部由苏联空军现役军人组成，并保留了军籍，而飞虎队全部由退役军人组成，实际是国民政府高薪招揽的雇佣军，直到美日开战后才重新恢复现役。
9月，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受命抽调一批现役战斗机、轰炸机飞行员及地勤人员组成援华志愿队。按照政治可靠、技术过硬的原则，一批飞行员被集中到莫斯科郊外的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进行保密教育和补充训练。此时，赴华的机型也得以确定，战斗机是苏军现役主力战机伊-15、伊-16，由波利卡波夫设计，此时米格飞机的设计者米高扬与格列维奇还在波利卡波夫设计局打下手；轰炸机SB-2M，由大名鼎鼎图波列夫设计，其速度甚至比日本的95式舰载战斗机更快，在零式飞机装备之前，日本海陆军对其并无有效应对手段。为了隐藏身份，入华作战的飞机全部涂装成中国空军模样，机翼和机身上漆青天白日徽，机尾方向舵上漆蓝白相间的条纹共6条。10月下旬, 首批苏联志愿航空队450人，以及军援中国的155架战斗机、62架轰炸机、8架教练机，分别经海陆两路抵达中国。首批志愿航空队变成一个战斗机大队，31架战斗机，101名飞行员；一个轰炸机大队，31架轰炸机，153名机组人员。同一时期，苏联空军少将日加列夫出任中国空军总顾问，兼任志愿航空队总指挥，直接指挥志愿航空队。
12月1日，养精蓄锐多时的苏联援华航空队，23架伊-16战斗机、20架SB轰炸机进驻南京，参与南京保卫战。次日，9架SB轰炸机即从南京起飞轰炸上海日军机场，颇有斩获。但随着南京的陷落，日军一路西进，航空志愿队不得不撤离到南昌、汉口，并且很快取得了极大的战果，鼓舞了中国军民士气。
空军轮战
1938年1月，日本海陆军航空兵集结南京，准备发动新的进攻。中国政府与苏联顾问决定先发制人，轰炸南京机场。志愿航空队轰炸机编队在波雷宁大队长带领下，当着日军巡逻的95式战斗机的面，通场向机场上的格式飞机倾泻炸弹。然后，一个转身加速脱离战场，扬长而去，日军飞行员很无奈，SB轰炸机就算满载炸弹95式舰载战斗都追不上，更别说投完弹以后轻装上阵。据统计，48架日机被击毁。
2月，中国方面再次回的情报，日本在台北松山空军基地集中了大批新式飞机组装。又一次长途奔袭计划产生了，但因为SB轰炸机航程只有1,200公里，汉口至台北直线距离就将近1,000公里，必须在台湾对面的福建降落加油才能返回汉口。在捅了松山机场这个马蜂窝后，在相距一百多公里的地方降落加油，及其危险，为此飞行员们将飞行高度设定为最省油的4,000-4,800米，他们为此将经受长达数小时的低温、缺氧的考验。
23日凌晨，志愿航空队驻汉口的28架和驻南昌的12架CB轰炸机，跃入夜空，奇袭松山。当轰炸机编队抵达松山机场上空时，日军毫无防备，投弹280枚，炸毁日机40余架、兵营10座、机库3座，击沉击伤船只多艘，烧毁3年的燃油储备，松山机场完全陷入瘫痪。直到志愿航空队撤离，日本都未回过神来，既未反击也未追击，轰炸机编队悠闲地在福州补充完燃料后返回汉口。
4月，中国政府截获情报，日本海军航空兵木更津航空队进驻芜湖机场，准备空袭国民政府驻地武汉。木更津航空队由日本天皇亲自命名授旗，与鹿屋航空队并称为日本海军航空兵的两张王牌，自卢沟桥事变后就赴华作战，可谓中国空军的老对手。4月29日式日本的天长节，也就是日本天皇的生日，按照东方的传统殖民也得做点什么献个礼，中国政府判断木更津航空队很可能在这一天空袭武汉，决定集中空军以优势兵力打个漂亮的伏击战。中国空军、苏联志愿队、陈纳德飞虎队从兰州、西安、成都等地秘密向武汉周边集结，28日还曾故意在武汉上空巡逻并佯装撤离，于晚间返回。29日当天, 69架日机从芜湖起飞，气势汹汹杀向武汉。但当他们还在九江时，中国方面布置的观测哨已经将日本飞机的型号、数量报告了武汉。下午两点左右，日机如约而至，顿时陷入100多架中方各式战机的包围，中方以5架飞机被击落的代价击落日机36架，大获全胜。
此后，随着战局的不利，中国政府退居重庆，苏联志愿队也撤往后方，在参与包围重庆的同时还曾多次主动出击轰炸敌战区。然而，随着日本新式的97式舰载战斗机、零式战斗机的服役，苏联志愿队的伊-15、伊-16战斗机落后了，在空战中常常居于下风，损失逐渐增大。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志愿队撤出中国。
全盛时期，苏联援华志愿志愿队拥有两个战斗机大队，120名战斗机飞行员、200名机械师，各装备伊-15、伊-16战斗机；两个轻型轰炸机大队，120名轰炸机飞行员、80名投弹手、80名通信员、60名机械师、6名仪表员，各装备20架SB-2、SB-3轻型轰炸机；一个重型轰炸机大队，装备24架DB-3远程轰炸机。
1937年10月到1941年6月，四年间，前后有3,665人被派往中国参加作战，其中包括飞行员1,091名，地勤人员2,000多人。苏联各军区空军指挥官、师团级军官几乎都曾到中国参战，宝贵的实战经验在苏德战争中发挥了极大作用，这支志愿队里涌现出14位苏联英雄，4位双重苏联英雄，苏联空军中将5名，苏联空军上将2名，苏联空军主帅1名、苏联空军副司令2名，苏联空军司令1名，也就不意外了。据国民政府统计，四年间志愿队击落、炸毁敌机539架，200余人永远留在了中国。更为重要的是，在迪化、兰州等地建立了航空学校、维修基地，为中国培养了1万多名航空技术人员。
苏联志愿队撤离后，英美接替苏联援助中国，陈纳德的飞虎队后来转正为美军第14航空队持续在华作战，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出于种种原因，飞虎队被大肆宣传，甚至神化，而苏联志愿队却几乎被掩盖在历史的尘土里，尽管中共建政后也曾设立纪念碑，两位苏联飞行员被民政部列为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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