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中旬, 中共统战部部长孙春兰刚刚访问了西藏藏区，向藏传佛教界喊话“坚定不移地跟党走，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推动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今年正值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这被视为中共将对藏区有所动作的前奏。而更早之前，原统战部部长、现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在四川藏区调研，与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阿来就其创作的历史纪实文学《瞻对》进行了对话。那次颇为引人注目的对话其实涉及了今天看来至关重要的话题，即中共对实际上迅速膨胀的宗教势力感到担忧。在如何应对伊斯兰教、基督教乃至藏传佛教“扩张”等问题上，中共考虑既不能压制也不能放任，但传统的“怀柔”策略又需要如何改进统战，中共党内上下可能也存在微妙差异。
达赖出席美国国家早餐会
政与教的冲突
关于政治与宗教的关系可称得上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从历史的大潮里不难看到，宗教与世俗政治产生过诸多分歧。回顾中国的历史，与宗教相关的当属“三武灭佛”的故事。根据史料记载，南北朝及隋唐多崇尚佛法，令佛教力量日大，以致发生佛教与世俗政权争夺土地及劳动力的情况；部分佛寺渐渐变成“庸俗”之地，参与不法勾当，奸淫掳掠，无所不作。因此，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及唐武宗遂有“灭佛之举”。
相比之下，西方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也非同寻常。在12世纪的西欧封建社会中，教权与王权孰强孰弱也不是一成不变的。13世纪初，教皇英诺森三世动员欧洲各国教会法学家帮助确立“教权至上的地位”。他策动了第四次十字军东侵，攻陷了君士坦丁堡，组织了镇压法国南部阿尔比派的十字军。然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撕破了中世纪的教权黑幕，西欧君主专制的崛起打破了教皇一统天下的权威，英国国王更是自立国教排除罗马教廷的一切影响。从最初教会权力至高无上，到最后它从属王权，之间的过程纷繁复杂，经历了漫长的世纪演变。宗教与政治的关系, 不但表现为它与统治阶级的关系，而且表现为它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众所周知，在宗教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社会中，被统治阶级的政治运动往往借用宗教观念，运用宗教语言，使政治动员披上宗教外衣。比如，在基督教世界，异端运动往往通过宗教形式，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奴隶、农民、平民或市民的社会政治要求，成为下层民众反抗统治阶级压迫的重要形式。
追根究底，宗教可能沦为一种统治工具，但也可能成为一种政治组织形式，在政教分离的国家挑战世俗政治的权威地位，从而造成双方关系的紧张。当然，宗教也可能顺应政治更替做出适应性调整，迎合世俗权威，遵从它确立的秩序和法度。
1949年中共建政，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生变化，中国的宗教也适应新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变革。譬如中国教会开始自治、自养、自传，独立自主自办教会；还有中国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则废除了宗教中的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制度。1959年在西藏开展的民主改革，废除了西藏社会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中国宗教在20世纪50年代所发生的这些变化使各宗教组织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中共忧虑宗教势力
不过，不得不承认宗教神学把万物的起源归因于神，本质与中共官方的“意识形态对立”，而一旦宗教形成表达政治诉求，互相试探触碰对方底线，双方的矛盾便难以避免。
众所周知，世界三大宗教，是指佛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此三种宗教之所以能成为前三大，专家学者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教义上较无局限性与排他性。以基督教为例，近十年间，基督宗教中国在迅速发展，尤其是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家庭教会”悄然壮大，有人甚至大胆预测，在未来20年间，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可能超过共产党员。去年4月28日，位于浙江温州瓯北镇一座建造6年、耗资两千多万的基督教教堂三江教堂一天之间轰然倒塌，事发当天数以千计的教众守候在此试图反对当局强拆。然而，这仅仅是2013年起浙江当局“三改一拆”动作中最著名的一幕。之后浙江当局公布成果，多处违建教堂化为废墟，并宣称宗教建筑并非法外之地，世俗政权必须得到尊重。而号称世界华人最大教堂的杭州崇一堂则公开发表声明指责当局，中共与基督教关系再度紧张。舆论始终呈现出极化两端的态势，一方认为是基督教僭越法治；另外一方又认为是中共越线借用政治强权打压基督教活动。
近年来，当局一直的重视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其中个因是“极端宗教势力”的增长迅速。它与正常的宗教活动只差一步，但与“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三位一体，制造恐怖袭击，时刻进行着“看不见的渗透”，以实现他们争取“教徒”、抢夺阵地、分裂的目的。当然不光是极端宗教势力对社会的影响, 包括僧侣最多的西藏、四川地区。众所周知，宗教是传统西藏政治文化活动的中心，主持宗教的僧侣形成一个庞大的阶层。据梅·戈德斯坦的计算，十八世纪西藏的喇嘛僧人占总人口大约13%，也就是约有26%的男子出家为僧。占人口四分之一的人不从事生产，不结婚生育，必然引起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阻碍经济的发展。而中国藏学家李安宅在1947年对西康德格藏人进行的人口抽样研究中，僧侣所占的比例高达33.25%。以佛教立国的泰国为例，现在僧人仅占全国人口0.5%。因此，西藏僧侣所占比例，堪称世界之最。
其实，历史上这里充满了大小土司等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地方世俗势力与寺院势力的矛盾、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及四川当局的矛盾、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及四川当局的矛盾……非下大功夫不能理清其中关系。这些矛盾纵横交错，经常导致社会动荡甚至战乱，有清一代牵制了朝廷大量精力，而中央对这一带的治理又影响到大西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格局的最终形成。同时历史上这些矛盾至今还时隐时现地在现实生活中发生某种作用，以致四川藏区今天发生的一些事件，其影响力往往超出这个地域。
所以，历史上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平衡问题。观察者认为，政教合一国家姑且不提，奉有国教的政权也不消细表，即使政治与宗教关系最为密切的现当代国家也对宗教抱持着相当谨慎的态度。多维此前也刊文分析称，宗教因为高度组织化而很容易形成一种动员机制，或者分享社会财富削弱世俗政权的影响力，这便必然让既有的世俗政权在利用宗教进行统治的同时，充满警惕甚至敌意。中国历史上规模浩大的三武一宗灭法便是世俗政权意识到威胁到自身的统治基础受到威胁，与佛教群体发生的尖锐冲突。所以，阿来在与朱维群的对话中才感叹藏传佛教失控，“目前西藏自治区的出家僧人数为四万六千多人，据我可以查到的资料，这个数目已经超过了西藏全区教职工的数量。而四川藏区僧侣人数更达到六万多人，这实在是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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