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蔡英文访美期间称赞习近平有能力、有魄力之后, 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在访美期间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也称赞说：“习近平先生得天独厚，他是官二代，但吃过苦，由上到下，再由下到上。我想，他的人生历练、政治手腕应该非常丰富和高明，听说他在掌权之前遭遇严厉的挑战，在风险中能够屹立出来。所以我们给予高度的尊敬。”
当今世界，没有人敢公开赞美希特勒多有能力、多有魄力，但人们对习近平对赞美，理由无非是他有能力带领中国“大国崛起”，他们在评论习近平时所使用的思维方式和论据，完全可以用在希特勒身上。
即便从“战胜挑战”和“超越风险”这个层面而论，希特勒也比习近平更值得称赞。希特勒是平民子弟，靠实打实的选举而上台；习近平是红二代，其上位是中共高层黑箱作业的产物，他并没有获得13亿中国人民的选票。
希特勒将一战战败之后满目疮痍的德国，迅速打造成欧洲第一强国，建立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纪律严明的军队。与之相比，习近平经济政策只是萧规曹随：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从毛时代僵化的计画经济中挣脱出来，此后如长江般喷涌出三峡。所谓“改革开放”，并非共产党的丰功伟业，只是党少干一些坏事罢了。人们被中国经济增长惊呆了，而习近平执政以来的其他真相：数千名维权人士被下狱，中国的环境遭到毁灭性破坏，中国式法西斯主义隐然成形……却没有多少人注意到。
其实，单就经济成长成绩单而论，希特勒也比习近平亮丽许多：从希特勒执政到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十年间，德国经济增长率至今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媲美----当时德国经济增长平均每年高达27%，习近平时代7%的“新常态”，只能算是德国的零头。从1932年到1937年短短五年，德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02%，国民收入增加一倍；1937年，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值中，德国工业产值占13.4%，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把曾经领先它的英法抛在后面；在1937至1938年资本主义世界新的经济危机到来时，美英法的工业生产都下降，德国工业生产仍然上升。因此德国也一度被其他国家视同拯救新经济危机的“救星”，而成为一些国家竞相研究学习的榜样。希特勒政府大量修建高速公路, 1933年至1938年的五年间，修建长达3000公里的高速公路，工人们热情洋溢地参与“元首的公路”修建。希特勒将大众品牌的汽车市场化，将价格降低到990德国马克，这个价格实现“在没有阶级、专业、财富差异的每个德国人的承受范围之内”。希特勒在工人阶级中推行“通过快乐获得力量”的计画，向普通工人提供便宜的国内和国外假日旅游、有补贴的戏剧表演、展览会、运动会和远足旅行。1938年，有1000万德国工人参加各种形式的活动，他们的快乐指数确实超过其他国家工人。该计画负责人罗伯特?莱伊博士指出：“我们将德国工人从自卑的感觉中解放出来，促进国家共同体的情感。德国工业将成为公社思想的堡垒，它的工作场所将成为瞭望塔。”
纳粹德国治下，没有犯罪、没有吸毒、没有娼妓、没有同性恋、没有失业、没有靡靡之音、没有悲观失望，人人纯洁无瑕、人人理想远大、人人幸福无比。这不是黄金时代，什么才是黄金时代？
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来判断，希特勒的能力和魄力都远胜习近平，希特勒比习近平更有资格雄踞历史的神坛之上----如果他没有因发动侵略战争而身败名裂，那么他在那些“唯发展主义”的人士心目中，依然还是一副威风凛凛、雄才大略的模样。
对一个政治人物的评价，经济发展绝对不是惟一的“硬道理”。判断一个政治人物的好与坏、优与劣，比起经济发展更加重要的，乃是人权、法治、自由、民主这些指标。美国政治家道格拉斯说过：“一个要是把链子挂在自己同胞的脚踝上，那他到最后肯定会发现链子的另一头系在自己的脖子上。”希特勒如此，习近平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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