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口的黄金时代正成为历史, 以外资为主导的白领时代也即将过去。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可能将进入蓝领贵族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具有一定知识和熟练技术水平的蓝领工人，将和白领阶层一同构成中产阶层的载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真正的技术则更是立国之本，大力发展系统化职业教育、构建大城市纵深战略，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
具有技术含量的蓝领工人正成为中国稀缺物种
蓝领工人成为中共高层关注焦点
在中国证监会等各部门出台一系列政策为股市升温之际，一场可能改变中国未来某个阶层收入和命运的会议正悄悄进行。6月30日，一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主持，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等6部门负责人列席，围绕中国职业教育和蓝领阶层地位和收入状况为核心的讨论，在人民大会堂如火如荼展开。
“目前普通教育过大，职业教育偏小，这个结构不一定合理。”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中国职业教育存在很大的短板，必须尽可能扶持一批高质量的中高职院校，让职教和普教发挥各自特长。
“现在社会上会开车的人越来越多，会修车的人越来越少。”工信部部长苗圩在谈到建设制造强国如何培养高技能人才的问题时透露，目前正在编制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作为重要的专项规划，并将对制造业人才的未来需求进行预测，建设信息发布平台。
人社部部长尹蔚民也坦言，当前选人用人制度和待遇政策，无论职务晋升、职称评定、工资待遇、落户政策等，都主要以学历而不是技能为主，确实存在政策障碍。他表示，下一步将完善用人政策，重点是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降低招聘学历门槛，促进职业资格证书和学历证书互通互认，探索与积分落户等挂钩，此外将提高技能人才的收入水平，特别是一线技能工人的收入，让蓝领工人逐渐成为中产阶级的主体。蓝领阶层等于赤贫？
曾几何时, 蓝领阶层在很多中国人意识中，就是一个依靠纯粹劳动勉强维持生存的群体，甚至，将他们和毫无技术含量的进城务工人员等同，构成潜意识中廉价劳动大军主要载体。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正确的。人口红利是多年来维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
以重工业为例，中国重工业迅速发展原因之一，是由于德国、日本等国家，重工业工人工资达到中国7—20倍左右，相比后者，中国从人力成本上更具竞争优势。而作为中国沿海低端制造工厂更不用多说，其产品附加值只占据最终产品价值很小一部分，其中，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台资企业，在中国内地俨然就成为剥削的代名词。
然而，随着近年来中国基础建设的扩张和谈判意识的增强，具有一定技术能力的蓝领工人，薪资收入普遍上涨。并且，由于中国城市化进程迅猛发展，服务行业成为异军突起的力量，为外来务工阶层提供了大量工作岗位。
根据5月5日发布的《2015年新蓝领阶层薪酬研究报告》，2015年新蓝领阶层平均月薪为3,163元。部分岗位的平均月薪因城市不同而有较大差异，美容美发师在上海和深圳，房产经纪人在广州和深圳，司机和保险经纪人在苏州，都超过了8,000元。
根据报告显示，2015年薪资最高的新蓝领岗位是司机，平均每月为4,212元；其次是厨师，平均每月收入为4,030元；按摩足疗师、保姆、护工和技术支持分别排名第3、4、5位。保洁人员的平均月收入最低，每月1,952元，低于去年的2,355元。
经过比较可以发现，知识和技术水平含量较高的蓝领群体，在当下市场环境中更具竞争优势，以笔者所在的城市为例，比如焊工、钳工、高级电工等工种，如果从业时间较长，经验丰富，其薪水基本可以保持在6,000到8,000以上。如果消除国内高房价、高物价外在制度性因素制约，这一群体可以在城市当中获较高质量的生活。
蓝领阶层的内在定义
不过，上面所描述的蓝领阶层，实质充其量仍处于“蓝领的低级层次”，或者说，是中国城市化建设和经济发展初级阶段下的产物，真正意义上的蓝领阶层，如果重新定位的话，应该是助推并主导工业时代发展的“劳动贵族阶层”，拥有和白领阶层同样的收入和社会地位。
据悉，不久前，世界先进机器人运营商拓野机器人，正在筹建工业自动化学院，目的是为了让中国大中转院学生和家长直观了解到机器人自动化教育模式，并通过与周边大中专院校合作，共享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的教育经验。
“未来实训室还将把学习与企业生产相融合, 让学生通过操作工业机器人，实际了解在智造时代，机器人的”指挥官”需要具备更好基础知识、技术能力，有着自动化学科学历的大学毕业生来担任。”相关负责人表示，工业机器人实训室中配置的多台套机器人能够进行弧焊、点焊、机床搬运等多种热门工艺。
机器人作为具有感知、决策、执行功能的高端装备，时下已成为中国很多大中型企业实现自动化与智能化产业升级的主要方向。据悉，去年在中国市场一共销售出工业机器人近3.7万台（套），这些机器人被广泛应用于电气，化工，橡胶、汽车、铁路、航空等多领域设备制造。而在未来8年中，由此应运而生的工作岗位将多达400万个。
未来谁来操作并指挥机器人？或许将重新改变人们眼中对蓝领阶层的定位。
任何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生产力的提高。目前，中国进入经济结构调整时期，完善市场竞争机制，提高生产力和核心竞争力成为举国要务。在外部需求疲软、投资乏力背景下，提振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是当前政府纵深改革的唯一举措。
超大型城市战略的主导力量
中国独立经济学家，前摩根士丹利董事谢国忠曾指出，中国应建立20—30座超大型城市，以此来改变中国区域产业失衡和就业难题。由于超大型城市具有经济多样化特点，当一部分产业失去竞争力时，城市有能力化解损失，通过规模效应保证活力。并且可以有效容纳更多农村就业人口，进而改变他们的身份。
但是，中国如果建立超大型城市，除提供完善配套的基础建设网络、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和法制规则外，还必须以一大批富有生产力和创新意识的企业群体为依托，其中，具有熟练技术能力的蓝领阶层、知识精英和企业管理阶层，成为这一战略核心的参与者和生力军。而这一切，与系统职业教育、企业运营管理、外在环境配合紧密相关。
中国多年来高房价和高物价，让很多白领阶层均不堪重负，有的甚至沦为房奴，而且，在资产泡沫和股市狂潮的财富效应下，众多实体企业纷纷放弃生产，参与到热火朝天的投机之中。如果此种环境得不到改变，即使从微观环节来讲，也将对中国中产阶层的壮大（包括具有技术优势的蓝领阶层）形成制约。因此，抑制市场投机、降低居民生活成本、大规模减税为企业减负，成为中国营造超大城市战略的关键。
中国出口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国内市场需求成为支撑未来企业生存的根本。这需要重新培育出一个真正意义的中产阶层。这个阶层并非一味由白领组成，作为具有一定知识和熟练技术水平的蓝领，应当构成中坚力量。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真正的技术更是立国之本。为此，希望中国政府接下来真正落实系统职业化教育，同时推行超大型城市纵深战略，为更多城市阶层和外来务工人口，提供改变身份和命运的契机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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