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中国官场又一项人事动态引起关注, 那就是陕西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官员再次出现“集体上位”的盛况。这一轮变动中，包括上海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徐麟进京出任中央网信办第一副主任，曾任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孟庆丰升任公安部副部长，以及陕西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景俊海被免职，分析认为将会高升。从十八大迄今，来自浙江、福建、上海为代表的东南三省和陕西、河北为代表的北方两省的官员“上位”成为政坛新亮点。
上海市委原常委徐麟调任中央网信办第一副主任
从舒国增到景俊海
这种一南一北两极“崛起”的态势并非新情况，2014年英国路透社一度引述消息人士说法，称习近平计划在未来几年里提拔近200名浙江进步官员至高层的报道。对于是否有多达200名浙江官员受提拔，尚未可知，可能性很小，但是浙江、上海、福建、陕西、河北五省官员大批得到重用却是实情。
以徐麟为例，据媒体报道称习近平在介绍新任市委常委徐麟时说，“他是领导班子里面最年轻的一位，他也曾经在西藏工作。”另外，当时习近平2007年上海组建的新班子中，还有一个新人，是和徐麟同样出生在1960年后的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丁在2013年已随习近平上调北京中办副主任。今年的5月20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了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的画面，丁薛祥与正部级行列的陈世炬等人坐在一起。
另一名在这次公安系统换血中担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孟庆丰，早年曾长期在浙江省公安机关工作，与习近平主政浙江的时间有共同交集。
除了东南三省，地处西北一隅的陕西也是频有高官上位，包括李希、李锦斌，和天津市长的热门人选王东峰和刚刚进入中央的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江泽林。以景俊海为例，分析普遍认为，以他的年龄优势，极可能仕途再进一步。尤其是目前中国多省党、政主政官员逼近正、副部级退休的年龄红线，景俊海甚至有望成为一方大员。
为何是这五省
为何浙、沪、闽、陕、冀五省能够在十八大后“星光璀璨”？抛却地理因素, 我们不妨进行剖析。
浙江：作为政治的发迹地，浙江是习近平真正全面掌权和主政时间最长的地方省份，也是他得以全面展现自己执政理念和施政成绩最为亮眼的地方。外界甚至将习近平执政时期的崛起路径概括为“浙江模式”，认为可以折射出中国政治、经济的未来景象。成绩的背后，抛开习近平执政能力不论，必然离不开一批与习理念契合、能力过硬的官员辅佐，而这显然就是当下浙江官员得以高升的重要原因。
上海：虽然在胡温时代，上海的官员曾经遭到冷待。但上海干部作风现代，改革心强特点也毋庸置疑，在“二次改革”的大背景下，上海官员崛起也在情理之中，这就可以理解为何来自上海的中办副主任兼习近平办公室主任丁薛祥、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云南省长陈豪等人都能够官至高位。
福建：相比浙、沪两省（市），同样来自东南沿海的福建官员并未受到特别重用，但是邓卫平和王小洪的任命打破了这一印象，今年3月，中国公安部高层进行调整。原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邓卫平出任公安部纪委书记。河南省副省长兼省公安厅长王小洪也任公安部副部长、北京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邓卫平和王小洪都是习近平在福建时的部下。据报道，习近平1990年至1996年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邓卫平在其手下任福州市晋安区委书记等职。王小洪曾任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等职。
河北：习近平在东南三省从政时，已经是担任省长或省委书记之类的高职，他的政治生涯真正开始于河北。不过，相较于浙江多人获升，河北只有栗战书获得重任，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有媒体分析认为，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习在河北任职时，由于层级较低，习近平接触的不是他上级，就是基层的官员和普通民众，相较接触面较窄，而另一方面，当时与他接触过的官员走上高位者寡，因此也就没有更多的人选。
陕西：在官场，由陕西官员组成的“陕军”成了新热词。毋庸置疑，习近平与陕西有着极深的感情。分析认为，这里不仅是其老家、是其父习仲勋起家之地，也是其青少年时期下乡插队当知青的地方。今年过年前夕，习近平携彭丽媛回陕西老家，不仅重回插队的梁家河，还到习仲勋当年创办的照金根据地凭吊，召开陕北干部座谈会。陕西干部受到重视，就在情理之中。
江泽民担任总书记时多任用上海官员，胡锦涛当政时更多的选拔共青团系统干部。对于今天而言，东南三省和北方两省的官员“出类拔萃”并不需要太过于担心。“五湖四海”的用人原则虽然重要，但是在不了解的情况下，“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的心态也能够理解，尤其是这些“故人”是务实、清廉，符合自己的用人原则时，更是如此。而我们或许也可以从中读出习近平的用人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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