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27日, 冰岛颁布法律，承认同性恋合法。同一天，冰岛女总理约翰娜・西于尔扎多蒂和相恋多年的同性伴侣完婚，成为合法“夫妻”。西古达朵提是全球首个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国家领导人。
2015年5月15日，卢森堡首相贝特尔与其同性伴侣戴斯特尼在卢森堡市政厅举行婚礼。贝特尔成为欧盟国家首位缔结同性婚姻的在位领导人。
在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同性婚姻尚未得到承认，但同性恋已具有相当的公众包容度，不过，有一个群体，他们的同性恋情，只能采取隐秘的地下方式进行。
这就是中国的官场，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躲在暗处，不敢有职业野心。他们并非能力不济，也很难和腐败扯上关系，低调的原因只有一个：他们是同性恋，一个难以向周围同事启齿的身份。
根据公益组织估算，中国约有3000万至5000万的同性恋倾向者。中国，公务员队伍大概有1000万人。这是两个足够大的群体，以至于总有些人，会踏入它们重叠的部分。
截至目前，中国还没有一位公开“出柜”的高级别官员。但事实上，公务员“同志”不仅存在，而且人数还不少。
升迁难题
虽然同志公务员能隐藏自己的性取向，但他们依然躲不掉例如是否有女朋友等类似情感话题。
上世纪80年代，单位制社会逐渐瓦解，但介绍对象的风气，在体制内的职场上仍在延续。通常每个机关单位里，都有一群年长的同事，热衷给刚来单位的年轻男女介绍对象。
“90后”的Eric是一名广东缉毒警察，头发有型，装扮很潮，算得是“小鲜肉”一枚，深受单位异性的喜欢。
他常被人问是否有女朋友，如果回答：“没有。”对方便会提出帮忙介绍女孩子。不堪其扰的他, 最后索性说自己有女朋友了。但对方仍会继续打探一些女朋友的信息。“不管说有还是没有女朋友，对方总会对这些话题乐此不疲。”
同样为“90后”的乔，也无法避免被人问起同样的问题。
她在某市级税务部门工作，是一名刚进入体制的菜鸟公务员。
同事们并不知道她的拉拉（女同性恋）身份，在单位里，她还有一个拉拉女朋友。
热心的同事，经常会给她介绍男朋友。一开始，她还参加过几次同事举办的相亲聚会，后来便不再去了。
“这些都让我不舒服。”每当这时，乔都会羡慕她的拉拉女友，因为中性化的外表，从没有人为其介绍对象。
对于年龄更长一些的公务员“同志”来说，婚姻才是最难翻越的一座大山。
有时，婚姻也是职业升迁的指标之一。做了16年公务员，快40岁的阿杰，已经真切地感受到婚姻和职业发展的关系。
阿杰是从经济欠发达的偏远小城，一步一步地从基层财政所，做到现在省里公务员。
始终徘徊在“主任科员”的他，至今仍被单位同事戏称老男孩。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单身不能升迁），但在领导的潜意识里一定有这样的想法，没有成家的人，都是玩心重、不想承担家庭责任、不成熟的人。”阿杰分析自己仕途停滞不前的原因时说道。
相较于拉拉公务员，男公务员“同志”的压力更大。
有资料显示，很多公务员“同志”到了不得不结婚的年纪，大多会选择一个不知其同志身份的女人结婚。
这些女人被称作“同妻”，极少能有幸福的婚姻。
性学专家、上海大学社会学 系教授刘达临做出估计，中国男同约有2000万。他认为九成男同性恋者会步入传统婚姻。与这1800万名已婚同志共存的，是至少1800万名的“同妻”。
公务员小诚，就过着这样的生活。
2014年，在父母知情的情况下，小诚选择与同一城市工作的一位拉拉结婚。在网络上，这样的方式被叫做“形婚”。婚后，小诚和自己的男朋友住在一起，形婚的妻子与女友住在一起。
这并非个案。一些“同志”通常会找拉拉来组成形式婚姻。婚后双方各自留有各自空间，只在逢年过节或家庭聚会时，才会扮成“夫妻”出现在家人的面前。
“在‘同志’圈，受传统家庭观点影响深的，会选择与不知情的异性恋结婚，也有的会采取与拉拉形婚的方式。总之要给家里一个交代，让父母和自己都有面子。”小张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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