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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易管难:康熙如何得到台湾民心?


康熙在平定三藩之乱后,如何处理台湾一度成为棘手之事。在不少朝臣赞同放弃台湾时,康熙坚定的表示收复台湾,并用22年完成了统一。然而收复台湾后,如何管制更是个更大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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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对台政策数度变化,最终成为

历代统治者治台的基础

清兵1644年入关后,清朝虽然宣布建立全国性统治,事实上名不副实。当时形势动荡,一方面明末农民起义军并未平息,另一方面明王朝残余势力仍以正统自居,相继成立了若干南明政权,其中即包括盘踞在东南沿海一带、以金门和厦门为中心的延平郡王郑成功。由于政权根基脆弱,顺治无力顾及这些南明政权,针对以郑成功为首的东南沿海义师的侵袭,清廷从“无许片帆入海”再到“禁海迁界”,只能以躲避为主。

经过近20的经营,在康熙继位时(1661年),除东南沿海之外,中国的领土基本得到统一。就在这一年,郑成功命世子郑经留守金门、厦门等地,自己率师东征,驱逐荷兰殖民主义者,收复台湾。

在康熙元年(1662年),事情出现转机。6月,郑成功病逝,其弟郑世袭在人怂恿下欲继承兄位,其子郑经在厦门闻讣音后宣布自己为嗣封世子,郑氏王朝分裂为二 。清廷乘机加大了对郑经的招抚力度,在郑经“请如琉球、朝鲜例,不登岸、不剃发易衣冠”的高要求下和谈失败,对台策略自此由“议和”改为“征缴”,次年10月,清军攻克厦门、金门,将郑氏沿海据点扫除殆尽。康熙三年,任命郑氏降将施琅出任福建水师提督,率兵三次向台湾进发,但均因遭受台风袭击及准备不足而被迫中途返回。此后,施琅水师之职被裁,留京宿卫。

军事上的失败教训使得清王朝再次改变策略,由“征剿”改为“议和”,从康熙六年与康熙二十一年,清廷派遣福建和中央官员与郑经进行了4次七轮谈判,为了打破僵局,康熙在“不登岸”、”比朝鲜“问题上作了让步,允许郑经留住台湾,然而双方在“不削发”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而导致谈判破裂。
在“议和”阶段,清廷也并没有将希望全部给予此,康熙不仅实施禁海政策,查禁输往台湾的粮食、布疋、铁、钉、油、麻等生活、生产资料,压缩郑经集团的生存空间,更是将招抚重点转向郑氏政权的官兵甚至平民,如福建总督姚启圣发布了《招抚条例十款》,并在漳州修建“修来馆”,数年之内,招安郑官兵10万余人,严重削弱了郑军的战斗力。

随着“三藩之乱”的平息及各种客观条件的逐渐成熟,康熙开始把解决台湾问题放在重要议事日程上。而正在此时,台湾再次陷入内乱。康熙二十年,郑经死后,其长子郑克臧死于宫廷政变,郑克塽继位,郑氏政权内部矛盾“陈(永华)、冯(锡范)互相争权,刘(国轩)拥重兵主外,叔侄相猜,文武解体,政出多门,各怀观望”。时任兵部尚书、太子太保的姚启圣得知上述消息后即上疏要求,“会合水陆官兵,审机乘便直捣巢穴”,康熙决定复用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令其即赴前线,操练水师,待机进取台湾。

由于福建前线存在着姚启圣和施琅军政两套班子,行动起来难免相互掣肘。施琅一到厦门,立即上书要求“专征”台湾,即在军事指挥方面享有独自决策权。康熙虽然认为为人臣者不应如此“妄奏”,但他仍是准许“施琅相机自行进剿”。

经过两年的准备,施琅于康熙二十二年7 月8 日率领水兵2 万余人、大型战船300 余艘、中小战船230 余艘,从福建铜山(今东山)海域扬帆起程,直指澎湖列岛。8 月13日,施琅率领舟师到达台湾,刘国轩等带领文武官员军前迎接,各乡社百姓亦沿途“壶浆迎师”,台湾终于实现了和平统一。9 月17日,郑克塽等递送了正式的降书,并缴纳了延平王等册印。10月3 日,施琅亲往台湾,接受了郑氏的归降。

在经过长达20余年后迎来的统一,却在如何处置台湾这一问题上引发清廷的激烈争论。不少大臣基于“陆疆积极进取,海疆保守防御”的传统观念,主张放弃台湾,将岛民全部内迁,退守澎湖。在他们看来:其一,台湾系“一块荒壤”、“无用之地”,“得其地不足以耕,得其人不足以臣”;其二,台湾与大陆相隔海洋,防守不易,一旦受到外敌入侵,便难以救援,甚至丧师失地,有损国威;其三,派兵驻守台湾,每年要耗费大量钱粮。姚启圣、施琅等人对此明确表示反对,他们敏锐地认识到台湾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虽孤悬海外,但“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东南数省之藩篱”;“弃之必酿成后患,留之诚永固边隅”。退而言之,即便以守卫澎湖为重点,也不能放弃台湾,否则,“澎湖孤悬汪洋之中,土地单薄,界于台湾,远隔金厦,岂不受制于彼而能一朝居哉?”康熙虽然认为施琅等人的观点有些言过其实,但他考虑到郑氏曾将台湾打造为反清复明的基地,也不赞同放弃台湾,将治重点放在了加强两岸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上,以消除郑氏集团对台湾的影响。
康熙平台以后,首先“解散而消弭”郑氏武装集团,遣返郑氏官兵回籍安插,并将郑克塽、刘国轩等郑氏首要送京入旗。其后对台湾的行政管理,在台湾设立台湾府,下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在澎湖设分巡台厦兵备道兼管台湾和厦门,均隶属于福建省,单独设置福建总督,并规定台湾官员每3年升迁一次,鼓励内地官员赴台任职。在驻防上设立台湾总兵,官兵均由福建抽调,且以三年为期更换,以防“岁久各立家业,恐意外致生他变”。

在实行一系列防范和抑制政策的同时,清廷对台湾还有诸多安抚政策。如:在经济上,除重荒政、办仓储,采取某些轻徭薄赋的政策。

为加强台湾与大陆的联系,康熙在统一后即调整过去“迁界海禁”政策,令先前移入内地的沿海居民重返故土,恢复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允许渔民下海捕鱼,力主开海贸易,以利民生。在文化方面,清廷在大力推行儒化教育,创办各种义学、书院,奖励番人子弟向学的同时,亦对应考的台湾士子实行保障名额制度,严禁冒籍应考,以维护台湾籍考生的权益。

经过二十多年的开发与经营,到了康熙晚期,台湾的政治逐渐稳定,与大陆的政治、经济制度逐渐统一,实现了”台湾一带皆入版图“。然而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康熙为了防止台湾与海外反清力量的联系,开始禁止南洋贸易的政策,严重阻碍了台湾经济与贸易的发展,最终兴起了声势浩大的朱一贵起义,可谓适得其反。然而康熙只是认为台湾远隔重洋、控制不力,加设御史巡台制度,即每年自京师“派满汉御史各一员,前往巡察,一年更换”,其权力涉及司法、经济、军事、教育等各方面,成为皇帝的耳目和智囊。而这也成为其后历代统治者治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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