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复辟，恢复三卿士大夫，刺杀宋教仁，提倡忠孝节义，陈独秀忍无可忍，他生气地对汪孟邹说：“你要死，只管缩在弄堂里；你要活，你一定要上马路。”果然，陈独秀此后上马路散发传单，上马路组织群众运动，走上了一条“马路”----马克思主义道路。
李作鹏曾于文革时期担任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治委员，并在1969年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图为李作鹏着中将军服留影
1927年，井冈山边区特委开会时，每个与会者胸前必须挂一个红布条，写上自己的出身。陈正人读过两年师范，算是知识分子。当开会选举，他当选为特委书记时，有人说：“不行，不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一个知识分子怎能当书记？重选，重选……”结果在印刷厂当过学徒的谭震林当书记，陈为谭的部下，书记的事情却都是陈正人来做。
1964年10月14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即将被赶下台的赫鲁晓夫发表了他的“最后政治演说”。他流着眼泪说：“在座的各位，从来没有公开地、诚实地指出我的任何缺点和错误，总是随声附和，对我的所有建议都表示支持，你们也缺乏原则性和勇气。”赫鲁晓夫的话，从一个侧面，真实地放映出当时苏共党内作风的严重问题。
蒋百里留日回国后担任保定军校校长，段祺瑞担心蒋“坐大”，故对保定军校百般刁难，要物不给，要钱没有。蒋百里拿着总统批示的条子来提钱，徐树铮（段祺瑞的秘书）在段的纵容下说：“既然是总统批的条子，你就去找总统要钱吧！”蒋百里悲愤交加，星夜赶回保定军校召集全体学员开大会，他哽咽道：“我从来没想到中国的事情太难办了，这里难办，别处也一样难办。我对不起大家……”说完，拔出手枪，对着胸口就是一枪……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再次复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到1981年6月底，他又兼任中央军委主席，但他终其一生都没有当过国家主席。对于这一问题，他在当年9月会见香港《明报》的创始人查良镛（金庸）时作了一番有趣的回答。邓小平对金庸说：“你们《明报》要我当国家主席。当国家主席，资格嘛，不是没有。不过我还想多活几年，多为国家人民办点事，一当国家主席恐怕就要缩短寿命。现在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120多个，每年有许多国家的元首来华访问，国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设宴，这许多应酬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搞得多了就很累。”
和大部分独裁者一样，希特勒对艺术特别关心。他是一位天才的艺术家和建筑工程师，似乎直到当了总理以后，希特勒才突然发现了自己在建筑方面的才能。“如果哪天下台了，我就去当工程师！”他在任总理期间参与设计了许多的社会、体育、文艺场馆和水利设施----决不限于题个词，剪个彩，听听报告，拍拍桌子之类的，而是真正研究图纸，分析数据，提出建设性意见。不过直至二战结束为止，大部分他参与设计的建筑都未能完工，其中包括直布罗陀大坝、不列颠大桥等，因为这些工程都在他未能统一的“第三帝国”版图内。
20世纪60年代末，《纽约时报》有报道说，宋美龄是蒋介石的第三任夫人，而非元配，宋当时正好在纽约，看后怒不可遏，马上命令驻美大使周书楷前去交涉，要求该报更正、道歉。周认为此事难办，且报道属实，所以拖延很久也没办。恼怒的宋美龄将周叫到寓所。宋斜躺在床上问周为何不照令办事，周说这是在美国，让人家更正道歉很难。宋不依不饶，争执之下，周耐不住性子，说：“我是中华民国的大使，不是你的仆人！”宋美龄听后马上从床上跳起来，打了周一耳光，尖声吼叫：“我就是中华民国。”
“九一三”事件之后，李作鹏被关押了一段时间。一天，狱方送来饭，他见伙食极糟，一下子就把饭桌掀翻了，冲着看守吼了起来：“没肉不吃，老子要吃肉！”毛泽东听说这件事后，做了三点批示：“我们现在有条件给他们吃好些；他们有资格吃好些；我们应该让他们吃得好些。”最高指示出来之后，伙食立刻得到改善，不但有肉，而且后来又有了牛奶和水果，比在家里吃得还好。李作鹏坐了十几年牢，身体反而结实了。他在秦城监狱的墙上挂了两幅自己的手书：一为“骨气”；一为“于无声处听惊雷”。
1954年，大陆发起批判胡适运动，胡被扣上“洋奴买办文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的帽子。“讨胡战役”过后，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知识分子代表时说：“胡适这个人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1957年，马寅初因发表《新人口论》被打成右派，有人劝他低头认个错，他却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迎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性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事实证明：错批一人，多生几亿。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