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因一直被外界“看不懂”而屡屡成为世界焦点。其间“崩溃论”的几生几灭，也令业界渐渐形成共识：中国政府的有效掌控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和保证。也由此，更多人对中国未来经济乃至中南海的决策抱持信心。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虽不断下滑，但人心稳定，应该也得益于此。然而平地一声雷，中国股灾爆发。
面对这次突如其来的崩盘，最直接的社会反应是震惊和迷茫，民间如此，企业如此，专业机构如此，中央政府决策层如此，甚至连难觅踪影的“外部势力”亦如此。这不是一场天灾，却恰恰是众多人祸导致的“共振”，结果让“最后一根稻草”压垮股市。短短半个多月，沪深股市约4万亿美元（1美元约合6.2元人民币）市值骤然蒸发。这相当于希腊GDP的16倍、去年中国GDP总量的3%，超过深交所全部股票市值。更不堪的是，股灾殃及香港，在内地机构大量抽水下，恒生指数一路狂泻，作为全球投资亮点的中港股市骤然生变。
依据以往经验，只要中央政府出手，股市即有反应。但此番一副副猛药下去竟功效大减，事倍功半。于是病急乱投医，大量的行政命令出炉，不顾合法程序，没有法律依据，只求以最快速度让股市“刹车”。几十道金牌无力回天之际，北京断然祭出公安“捉鬼”。终于，股市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综合措施下得以起死回生。痛定思痛，一场由官方暗中启动、舆情推波助澜，各种利益版块厮杀混战酿成的股灾，最后“解铃还须系铃人”，由最高当局铁腕平息。不过更大的问题产生了：中央政府对中国经济的掌控是否还值得人们信任？
政府豢养了“疯牛”
中国股市一直有“政策市”和“投机市”的双重称谓。而称之为“政策市”，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中国股市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央政府在财力及掌控力上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对股市向来有很权威的影响力。正是这样的地位也使中央政府决策层在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改革中对金融体系的优化充满信心。“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好实体经济的发展，资本市场大有可为 ”成为金科玉律。
今年4月以来，人民网等重要官媒纷纷发表评论，唱好股市，甚至喊出“4,000点才是（A股牛市的）开端”。有文章还写道：“这轮牛市有别于2007年的市场行情，背后的原因是中国发展战略的宏观支撑以及经济改革的内在动力。”这难免让人以为政府在为市场背书，连大妈们也都毅然决然地冲进场来。中国宣传机器不谈“革命”谈资本非常罕见，这一点就足以让社会兴奋。
中国政治社会所需要面对的是一头“慢牛”，服务于实际经济发展，为政府融资为百姓谋利，同时股市风险又可控制。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新形势、社会新旧矛盾互相交织的新变化、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观念多元多样的新情况，以及世界范围内不同政治发展道路竞争博弈的新挑战，都需要有一头“慢牛”来腾出时间空间。
但实际情况是，在政府的放手和官媒的鼓动下，从2,000点到5,000点，仅用了短短1年时间，从4,000点到5,000点更不过用了两个月时间。今年以来，上证指数到最高点5,178.19点时，涨幅已达58%；深证成指和中小板指数的同期涨幅分别为63.3%和120%；创业板指数更是从1,470.58点飙升到4,037.96点，涨幅高达174.5%。牛市是出现了，但已不是一头“慢牛”。
转瞬，股市已犹如脱缰的“疯牛”。严重违背市场规律的“疯牛”，不论是对个体投资者还是对监管部门而言，都是极大危险。从5,178.19点跌到最低的3,373.54点----1,800点，近35%的跌幅，仅仅用了18个交易日。截至7月2日，A股这波下跌，跌幅超过50%的股票450只，占比19.23%；跌幅超过40%的股票1,511只，占比64.6%；跌幅超过30%的股票1,932只，占比82.6%。
A股股灾在短短半个多月，约4万亿美元市值就此蒸发，相当于希腊GDP的16倍，超过一个深交所的全部股票市值，相当于去年中国GDP总量的3%。如果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最新持仓量估算，从今年6月15日以来，平均每户损失42.07万元。按照2014年全国人民年平均工资49,969元计算，近三周时间，股民每人约亏掉8年工资，也相当于全国13亿人每人平均蚀19,076.9元。
罗平是今年刚入股市的新股民，她告诉本刊记者，今年3月到5月，她用了20万元炒股，全仓创业板股票，短时间内就赚到了30%，约6万元。但在6月中旬的股市大跌中，6万元在一天内大跌时就已全部被吞没，之后的损失可想而知。罗平感叹“股市绞肉机”名不虚传。
记者了解到的更惨烈的一位是卖房炒股的投资者。3个月前，北京的周先生将自己二百多平方米的自有房产以一千多万的价格挂牌出售。因股市大好，他希望炒股受益能够让他换套豪宅，甚至一套变两套，谁料到一头扎进股市后，仅一周的时间，周先生不仅购房款被套住，损失更超过300万。
政府被自己套牢
中央政府也完全没有料到，股市竟然以一种暴涨暴跌的“疯牛”形式呈现，给国民造成严重损失，惹得天怒人怨。如此看来，中央政府在4月为牛市进行信用背书，不得不说是一种战略失误。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早在1996年就认识到了政府背书股市的危险性：“大概有近40%的城市人口与股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股市要是出问题不得了。”
可以说，这一次是政府被自己套牢了。中央政府所期待的“慢牛”为何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变成暴涨暴跌的“疯牛”？因为资本永远是逐利的。看到一种商品被低估，就会买入，以求高价卖出获利；同时，看见一种商品被高估，也会高价卖出，以求低价买入时获利。这是资本市场的属性。因此，在资本市场中有很多不可控因素，并非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所能影响和控制的。从更深的层面上说，资本是资本主义市场的核心，在这样的领地硬性地以社会主义的简单经验计划之，后果可想而知。
不少人在股灾发生前唱好中央政府是庄家，事实也的确如此。股市的大户是国有资产，中央政府对股市历来也有着权威的操控力，但是事实证明，财大不一定气粗，庄家可以托市、救市，但不能凭想当然造市。
从群狼变群羊
全面分析此次股灾的成因，官方鼓吹是一剂毒药，这从根本上诱使大量散户盲目涌入，散户的羊群效应让资本市场上的杠杆效应得以无限放大。终于，牛市失控，酿成了一场金融界伤亡惨重的踩踏事故。在此基础上，互联网金融的异军突起更令中央政府这个市场上最大的玩家措手不及，令事故进一步升级，演变为一场令人惊愕的大爆炸。
多方共同作用下，创业板的暴涨暴跌是由“政策市”引发的“投机市”从形成到崩溃的力证。截至7月13日，创业板百元个股已经多达31只，400元以上个股已有两只。创业板被称为“神创板”。创业板大涨的理由可谓荒谬无比：荒谬理由之一，李克强支持创业，创业板就该涨；荒谬理由之二，创业板造富能带动更多人创业；荒谬理由之三，创业板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但事实上，这些从政策角度出发所作的分析在资本市场里完全站不住脚。由政策引发的投机，只能成为股民盲目做大股市泡沫的安慰剂。
4月底，中央政府鼓吹出的“投机市”已经形成。投机与牟利紧密相连。此时，造成股灾的一系列技术性因素开始发挥作用。
在断崖式疯狂下跌的过程中，市场持续杀跌（杀跌：在股市下跌的时候，不管当初股票买入的价格是多少，都立刻卖出，以求避免更大的损失），期指做空动能又持续强劲，期指的助跌加大了市场的杀跌力度，这又造成了盘中每一次反弹都成为卖出的机会。国人一直在说“衍生金融工具的危害”，一直在笑话美国的金融危机，但中国这一次和美国没有什么不同，危害甚至更严重，中国股市存在太多的投机类股民和机构，更易发生踩踏事件。
在中国股市并不规范的时候推出股指期货是对股市的最大伤害。主力机构现在根本不需要大量抛售，但他们就是要利用手上的筹码把跌停封住，以达到打压股市而在期指市场疯狂做空股指获利，在这个过程当中，许多散户因恐慌性杀跌而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所以在散户没有能力像主力机构那样可以通过期货指数进行对冲避险的时候，期指市场就对占据中国股市80%的散户造成最大的伤害。
另外，投机的氛围在股市里催生了大量的“赌具”----融资融券和场外配资也加大了市场风险，特别是一些资金被强行平仓更加剧了市场恐慌，起到了火上浇油的效果。这些金融衍生品盛行，让股市“赌一把”的味道越来越重。
杠杆中藏着魔鬼
不论是配资、股指期货，还是融资融券，玩的都是杠杆机制，企图以小博大。这样的投机模式在股市里往往被包装为“对冲”，但其中更多的是荒唐性和荒谬性。正常的对冲应当如同买保险，但在逐利和投机气氛无限上涨之后，对冲就变味了。美国次贷金融危机，即是一次对冲基金的噩梦。次贷的出发点也是出于保险机制，针对次级债的利率和风险进行对冲，但后来就成了纯粹的投机。当房地产泡沫破裂、次贷贷款人还不起贷时，不仅抵押贷款企业陷入亏损困境，无力向那些购买次级债的金融机构支付固定回报，而且那些买了次贷衍生品的投资者，也同样掉进了流动性短缺和亏损的困境。在资本市场，这种杠杆运作可以使财富以几何级速度增长，空手套白狼，但也会让投资者以几何速度亏损，成为洪水猛兽。
西方资本市场发展最重要的就是杠杆。杠杆既有积极作用，同时也有消极作用。过于强调其积极作用就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但人们往往忽略了杠杆的重大消极作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金融理论中，首先假设市场交易者都是尊重基本面的理性人，供求双方的下注是对称的，价格波动服从均衡理论的正态分布，大幅度的偏离是小概率事件，所以杠杆交易的期货和期权可以对冲风险，稳定市场。然而这个假设本身过于乐观，忽略了更深层次的风险。历史已经证明，1927年、1987年、2008年美国股灾，哪一次不是所谓的“市场稳定器”导致？连美国这个老牌玩资本的国家尚且驾驭不了，更何况还在蹒跚学步的中国。
对牛市的盲目鼓励，对杠杆缺乏认识和放任，在多方作用的共振下，“投机市”泡沫不断膨胀。而当投机的“群狼”导致股市崩盘时，“群狼”立刻变成中央政府用真金白银也拦不住的狂奔逃命的“群羊”。如果中央政府能及早认识到这一问题……但更为严重的是，在股灾形成后，中央政府决策层的措施在客观上还起到了助燃的作用。
救市应该救什么
在应对此次股灾过程中，从央行、汇金到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整个资本市场的方方面面总动员，甚至连公安机关最后也一齐上阵。中央政府此次的救市手法和救市时机成为此次股灾的争议点。有分析称，北京此次不应救市破坏市场自由；也有观点质疑北京的救市手段，认为搬出警方拯救股市，小题大做，贻笑大方，更有破坏股市规则的嫌疑。
事实上，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市场都不能完全脱离政府调控。历史上经历过的多次股灾，都使人们看清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条：“看不见的手”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稳定性，火线救援不容置疑，不容争议。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债务危机，全球多个股市出现暴跌现象，政府救市潮在多个国家掀起。且不说美国政府出资对“两房”（房利美、房地美）进行接管，注资九大银行，推出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英国正式实施银行国有化方案，
德国多家地方银行被政府救助，欧盟成员国达成总额1.7万亿欧元（约合11.6万亿元人民币）的泛欧紧急金融援助法案……英国、加拿大和德国等七大工业国的监管机构颁布了史无前例的临时性禁空令----禁止卖空金融类股，试图遏制这场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风暴。各国政府在这次危机中的救市政策在规模上、手段的多样化和干预的直接性上都是空前的。
依法依规对经济运行状况的调控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面对股灾，中央政府毫无疑问应该救市。但救市不是救被套牢的投资者，救市的本质目的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止这个市场陷入恶性循环。
而从救市时间上来讲，令中国股市沦为重灾区的并非是中央政府的过早介入，反而是决策层在股市崩溃前夕的犹豫不决，主要管理部门惧惮被质疑干预市场，而未能将颓势扼杀在萌芽之中。且由于病急乱投医，监管部门在市场干预无效后走回了不顾法律程序、以行政命令干预市场经济的老路。
坊间有传闻称，李克强在4月时曾两度批示“有关方面负责人不要随意发放消息，股市大波动、大升大跌……”，“股市不要人为再加热升温，让市场上投机活动扭曲了价格”，但话音刚落，股灾还是发生了。很显然，李克强光说一两句话是不够的。
财经官员暴露短板
在整个救市过程中，财经官员反应犹豫，思路不清晰。股市暴跌初期，监管部门反应迟钝，待到发现问题不对时未能果断干预，进行逆周期调节，而是被市场逼一步才走一步，挤牙膏似地出台措施。可以想见，这种干预不但未能换来股市企稳，反被市场解读为救市态度不坚决，从而导致更猛烈的下跌。这足见证监会所代表的中国经济金融管理团队的短板，以及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足。
“肖主席，引咎辞职吧！”大陆某专栏作家“我是西蒙周”喊出的这句话，引爆舆论。他指出：“始乱者，中证监；中乱者，中证监。它花五年时间，精心培育了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牛市一到，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如饿狼般扑进羊圈，在股市里到处撕咬：先是‘疯牛’，爆炒股指；再是‘饿熊’，做空股指。中证监无能，控制不了这群饿狼，这场股灾，中证监难辞其咎。当局付出的学费，远不止账面上损失的3万亿美金市值。饿狼们冲击的是中国的金融秩序，是习李三年来的新政，是改革开放的大业，说它是场战争并不为过。有鉴于此，作为证监会主席的肖钢，难道不该引咎辞职吗？”
被外界称为“国师”的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的微博账号被封，原因或是他在一条微博中说，“这次股灾，至少让人们看到这种体制的三个局限。第一，最好的人才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体制之中，如金融人才。第二，无法保障执行层的责任感，执行层做的一切都是给上面看。第三，权力的边界。”他还表示，“真的没有人才也就不说了，更要命的是，就是最优秀的人才，在这里也得用最笨的方式来做事。在这样的情况下，换人都没用。”
的确，此番肖钢及证监会的表现，无不折射出中国官场“有官僚无专才”的现实窘境。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中，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正在稳步推进，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依赖于前者，还有一段长路要走。
敌对势力又来了
第三，中央政府缺乏专家官员还体现在对股市元凶的误判上。就在7月9日，A股好不容易翻红之际，有媒体报道，在1997亚洲金融风暴中对港股发动攻势的对冲基金经理索罗斯（George Soros）现身香港，顿时间，舆论将他指为做空元凶。事实上，早前就已有不少声音将A股股灾的罪魁推到境外势力上。更有《货币战争》被一些不明所以的媒体搬上台面：“高盛等机构通过公募公司香港分公司，利用灰色区域，通过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的英文简称）专户，裸空股指期货。南方基金香港公司先带头操作，金额有几百亿，这种祼空操作严重违法，可以通过中金所调查，凡这次被强平亏损的户可以状告高盛和公募基金……敌人便呼之欲出，资本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国际金融战来了，在毫无重大利空下如此崩盘，就是资本主义国际空军压境。”
从理论上说，外资不是不能做空，而是做空空间有限。面对南方基金香港公司、高盛等外资机构做空A股市场的言论，中金所7月1日对参与股指期货市场的所有38家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的英文简称），25家RQFII的期、现货交易情况进行了核查。南方基金系RQFII并未在中金所开户交易。包括高盛在内的QFII、RQFII在股指期货中只能做套保交易，这些机构近期在股指期货市场的套保交易符合规则，没有所谓的大幅做空行为。中金所的墙上满是交易屏，事务数据不停闪动，只要有异动就逃不过监管。追查线索是追查得到的，理论上是可以控制的。
只能说，如果非要把做空力量归结为敌对势力，那就是掩饰监管无能。从对杠杆的认识以及对资金杠杆的测度和监管，都反映出监管部门今天都还只是一个官僚部门，但这不应该是这个部门所应具备的唯一能力。除了须具备政府的权威性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它要拥有监控的“知识、认识、应对”能力，三者缺一不可。
危机时刻更应依法治“市”
中央多种传统的救市方式失效后，终启用警方调查股市恶意沽空违法行为，结果立竿见影。7月9日，刚刚履新的公安部副部长孟庆丰带队前往证监会，会同证监会排查近期恶意卖空股票与股指的线索。此次公安部高调介入，还是股市开市25年来首次。
有人指出，“公安部门涉足监管股市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属于越权行政”。但据本刊记者了解，公安部此举是依法治“市”。
2003年，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正式建制，并向北京、大连、上海、武汉、成都和深圳六地派驻直属机构。按照制度设计，根据证券和期货交易所市场监察异动报告，证监会组织稽查执法力量对违法违规线索进行核查；对于符合立案标准的立案稽查；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查办。
这里有个问题需要说清楚。在股市做空，并不存在恶意与非恶意，也并非犯罪违规。所有的做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某种方式获得盈利。这种行为和各种违法乱纪、有违道德纲常不同，事实上并不存在“恶意”这种说法。做空做多只是一种买卖股票的行为，不能在事实不清的前提下以恶意论罪。公安部以“涉嫌恶意做空”调查恐有不妥，当然涉内幕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则是另一回事。最新消息显示，孟庆丰7月10日率工作组抵达上海，现已发现个别贸易公司涉嫌操纵证券期货交易等犯罪线索，正依法开展调查。操纵证券期货交易触犯了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相关规定。
虽然警方介入无可厚非，但据本刊记者从多家证券公司了解到，这些公司在执行救市措施的时候，并未经过公司内部管理层会议，而只是对当局行政命令的遵从。在股市异常波动的时期，当局是否可以直接置法律条文于不顾，公然下发行政命令干预证券公司的最终决策？这可谓又走回依靠官僚行为干预商业操作的老路。
越是危急时刻，越是对依法治国的重大考验，也同时衡量是否真正尊重法律、法规和程序。政府临危不乱，才能真正挽救民众的信心。而拯救信心才应该是救市的真正目的。市场的良性发展虽然离不开政府的调控，但这样的调控必须有法律依据，政府的行为必须有据可依，按规矩办事。如果政府随意破坏规则和程序，为一时之需滥用行政手段，中国的市场经济及金融改革绝不会良好发展。
中国股市如何摸脉
中国还是一个炒作“预期”的市场，价格被炒得如此之高，几乎失控，是一个不断火上浇油的过程。如果把中国股市比作一栋楼，那这栋楼不仅根基不稳，而且楼层还建得过高。所以，根基不稳的牛市一旦坍塌，结果可想而知，也就是当前大家看到的这样。一定要将投机力量大幅度从市场挤压掉，而且要从结构层面和制度层面入手，不然，各种炒作的现象还将持续发生。这就需要股票市场深化改革，而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去杠杆化。
中国要建设的市场经济体系不同于西方模式，对中国模式的自信很大程度上也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是一个追求实事求是的国家，会根据自己的国情来选择自己的道路。用习近平的话说，就是鞋子是否合脚，只有自己知道。换句话说，中国是一双什么样的脚，需要一双什么样的鞋，得看中国的基本国情。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什么？在股市上的反映就是，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有千千万万小散户与机构、资本大鳄在同一个市场上搏杀的现象。这是今天中国股市的最基本国情，也是必须考虑的事实。
中国有近1亿股民，这还不包括购买基金的人数。这就意味着，除了农民和农民工，绝大多数城市家庭都在股市有投资，这个群体实际上也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而最新披露的数据也显示，只有5.7%的家庭使用了融资杠杆，其他家庭都是在用自己的储蓄投资。这就是说，当遭遇股灾，这部分人损失的都是自己多年积累的储蓄。而中产阶级素来被社会理论视为一个社会的稳定器，影响到这个群体，就会产生不稳定和混乱。当监管部门决定放开资本市场上的融资杠杆和股指期货时，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个情况。
事实是，中国今天对有着较多衍生工具的西方放任式金融市场并不了解。中国是要符合国际惯例和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金融市场，还是要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
这在升级版的经济改革中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从这一次股灾中能看出，中央政府还没有学会如何驾驭资本，还需要学习和培育专业人才，而不是专业官僚；还要注意基本面和实体经济，这是股市的根基。同时，依法治国的理念也必须引入到对经济特别是对资本市场的管控上。在经济活动中依法办事是现代化治理中的重要部分。经济看重的可能不是真金白银，而是规范操作引导的社会信心。股灾并不可怕，经济的减速也不可怕，而信心的消减甚至崩溃对于一个国家的执政者来说才是致命的。对于散户股民来说，他们同样面临着对资本特别是中国特色资本市场的学习和认识。因为在资本运作中，钱是工具，而且仅仅是工具。
中国股市还会波动，它的健康发展需要上下合力。试想，如果股市能就此一路平稳发展，小火慢炖，到中共十九大召开时，沪指能够重返6,000点，透过股市重新配置社会财富，利用外溢效应刺激消费，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就可能打下一个良好基础。这应该是中国决策层及投资者都乐见的。鉴于此，中国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完成转型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要顺利推动这些，就必须在改革的过程中“让人民对改革有获得感”。而这，显然是扼杀中国经济转型期新增长点的“疯牛”无法达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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