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共统战知识分子的历史，不难发现，但凡统战工作做得好，整个社会便能凝聚最广泛的力量，为国家进步和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反之，统战工作做不好，只会加深中共与知识分子之间的误会，拖慢时代进步的步伐。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为知识分子“摘帽”
创刊于1929年的老牌报纸《新民报》，在1945年11月14日这一天格外畅销，重庆文化圈内许多人因这期报纸不可得而引为憾事。一切都源于《新民报》副刊《西方夜谭》上的一首词----毛泽东的《沁园春·雪》。
《沁园春·雪》发表后，轰动重庆朝野，甚至引发了重庆文化界两大阵营、两派文人一场“欲与天公试比高”的笔上交锋。国民党组织文人试图写出超越毛泽东的诗词，将其比下去；开明民主人士则交相称赞，以诗词相和。毛泽东俨然成为文坛领袖，中共对知识分子的统战本领，令世人拍案叫绝。
中共的创始股东
尽管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赋予了无产阶级政党属性，中共也自我定位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党”，但最早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冒着杀头危险筹建中共的却是一群知识分子。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在激进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形成了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者群体。1921年中共宣告成立时，“一大”代表李汉俊、李达、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等13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全国53名共产党员，都是知识分子。陈独秀更是以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当选中共第一任最高领导人。
一年后，中共新发展党员142人，其中知识分子121人，工人仅21人。到1925年，工人党员人数首次与知识分子党员人数相当，知识分子党员所占比例开始走低，但在中央领导层中，知识分子仍占数量优势。同年，中共四大选举产生的九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八人为知识分子，中央局五人全部为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为什么会成为中共的“创始股东”，可以从共产党的早期理论中找到答案。列宁认为，由于工人阶级没有文化，难以形成革命理论，自发的工人运动只会产生“工联主义”，汲汲于涨工资、增福利的经济斗争和社会改良。工人阶级的启蒙，有赖于知识分子的领导。中共当时的领导层也普遍认为，尽管工人阶级号称“大公无私，目光远大，最富革命性和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彻底性”，但中共的革命却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参与。1923年，陈独秀在谈到知识分子时就说，“现在及将来的国民运动，商人工人农民固然渐变为革命之主要的动力，而知识阶级(即士的阶级)中之革命分子，在各阶级间连锁的作用，仍然有不可轻视的地位。”
冰火两重天
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受共产国际影响，中共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和妥协性。“我们没有能在这个时期把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建立起来，整个党的指导机关差不多完全操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陈独秀承担了失败的责任，党内也出现了整肃知识分子的“关门主义”和“唯成分论”风潮。
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工人首次压倒知识分子。在有表决权的84名正式代表中，工人占41人；选举产生的36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工人占21人；五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工人占三人，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周恩来在回忆六大时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太强调工人成分”，绝大部分有能力、有经验、有威望的知识分子干部被排除在中央委员会之外。
在苏区，“唯成分论”发酵为肃反，知识分子受到排挤、歧视和打压。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欧阳钦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赣西南的知识分子地方干部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AB团分子”。1931年10月，湘赣苏区县委一级干部有799人，知识分子仅25人；闽浙赣苏区有党员17，375人，知识分子不到1%。
与苏区知识分子受到整肃不同，在有斗争需要的国统区，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则成绩斐然。1929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在文委领导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左翼文化总同盟等左翼文化团体先后成立，左翼知识分子创办了《萌芽月刊》《拓荒者》等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知识青年萧军、萧红、周立波等受到培养并成长起来。
正是得益于文委在国统区的有效工作，才使中共即便在偏僻的延安，仍然对知识分子具有极大的号召力。1939年，中共作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自信地宣布，“我们的党和军队已经造就了中坚骨干，有了掌握知识分子的能力”。
在中共领导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大力动员国统区知识分子前往延安。本着“政治上信任，生活上关心照顾，工作上放手使用”的原则，中共对他们予以优待，先后制定了《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技术人员待遇标准》，提高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著名学者何干之，是抗战爆发后第一批到达延安的大知识分子之一，据其文集可知，当时他每月有20元津贴，还配有一名警卫员。同一时期，中共各级军政机关实行供给制，毛泽东每月津贴仅为5元，普通战士每月1元，可见知识分子待遇之好。
此外，中共在延安先后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十几所干部学校，面向全国招收知识分子青年，免试入学，不但不收学费还发放生活津贴。
抗战时期，有多少知识分子前往延安已很难考证。不过在抗大三、四、五共三期20，124名学员中，外来知识青年就有12，535人，占62.3%。经过中共培养的青年知识分子，除了补充中共干部队伍，也有部分回到全国各地，以亲身经历宣传中共的主张。
延安整风
大批知识分子的涌入，既改变了陕甘宁边区落后的面貌，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思想混乱。中共党员人数在这一时期发生了爆炸式增长。从1937年的四万多人发展到1940年的八十多万人，短短三年增长了20倍。中下级干部中85%是新干部，中级干部中85%是知识分子。大量知识分子入党并担任各级干部成为骨干，不可避免将思想混乱带入党内，冲击中共的意识形态。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着中共开始延安整风。在“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激发下，延安的知识分子焕发了参政议政的热情，尤其是深受鲁迅影响嫉恶如仇的知识分子，争相揭露陕甘宁边区的问题，以图治病救人，整顿风气，形成知识分子心中的理想国。1942年3月，丁玲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发表了“暴露黑暗”系列杂文。艾青在《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一文中宣称，“作家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唱歌娱人的歌妓”，不应要求他们“把癣疥写成花朵，把脓包写成蓓蕾”。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亲自上阵，直指知识分子“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延安整风随即滑向“抢救运动”，具有独立思考和批判能力的知识分子成为被整肃的重点。据曾任张闻天秘书的何方回忆，当时延安有三万人，脱产者一万五，被打成特务的有一万人以上，全边区约两万。毛泽东公开讲特务有两万，“加上各根据地就是十万特务大军”。
在“抢救运动”中，中共发动群众停止正常工作，统一学习整风文件，人人写自传、人人坦白、人人过关、脱裤子割尾巴、下水洗澡……中共还号召人们坦白，“坦白了有奖励，戴红花，吃饼干。于是，大家一起坦白成特务”。在西北公学坦白大会上，“看着谁像就叫谁承认是特务。承认了特务就上台坦白，结果大礼堂坐着的一大堆人都成了特务。”抗战爆发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有80%至90%被“抢救”成“特务”或“嫌疑分子”。
人人写自传，实际是向中共交代详细的个人经历和灵魂深处的思想感情。为了防止虚应故事，中共还制定了详细的坦白自省细节。比如，“思想意识上：入伍入党以后是否时时计较个人利益、患得患失或者假公营私，借党的工作以达到私人某种目的与打击别人报私仇，对革命前途没有信心，是否曾经动摇过及战斗怕死，爱出风头，逞能夺功，好包办，没涵养，想家，想老婆”。自传写成后，开群众大会，当场宣读。如果群众对自传不满，就得重写。许多人三番五次坦白都未能过关。
延安整风对于中共，固然有效地改造了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属性，使其彻底“无产阶级化”，在国共内战爆发前于组织上抢占了先机。但是，对知识分子的整肃，却使党内知识分子失去了批判精神，使知识分子与中共之间产生了一道历史的裂痕。更为重要的是，延安整风所开创的斗争模式，在中共建政后一再重演，知识分子和中共都深受其害。
1949，知识分子的去与留
1949年2月3日，北平各大学的教授们冒着刺骨的寒风，举着小红旗，同市民一起到前门迎接解放军入城，他们有的欣喜若狂，有的则欣喜中夹杂着几分担忧。
郭沫若、茅盾等左派知识分子，热情地迎接自己为之奋斗的革命胜利。胡风的《时间开始了》一诗，喜悦与兴奋溢于言表，“毛泽东！毛泽东！……随着你抬起的巨人的手势，大自然的交响涌出了最强音，全人类的希望发出了最强光。”一些寓居国外的知识分子同样欢欣鼓舞，华罗庚在归国途中发表《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呼吁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我们应当回去，为了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至于深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以及曾经拥护过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和既反对国民党也反对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他们本能地对中共心存疑虑，但仍因“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而留下来。如费孝通，早年反对马克思主义，虽担心苏联体制下失去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仍留了下来。他在参加北平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期间，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写道，“三十多年来我所追求的梦想，在这六天里得到了。这是什么呢？是民主。”当然也有自由派知识分子如胡适等人，选择了离开。
194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8年，隶属国民政府）选举产生的第一届院士81人中，有59人留在大陆，占院士总数的73%；13人去了国外，占16%；仅有9人随国民党迁往台湾，占11%。中央研究院下属各研究所，除傅斯年领衔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台湾，其余几乎全部留在大陆。1950年教育部统计，当时海外有中国留学生5，541人，截至1953年有2，000多人回到大陆。
1950年，毛泽东在《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中提出，“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同年，《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将知识分子划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进一步打消了知识分子的顾虑。此外，中共采取“包下来”的政策，为知识分子安排工作，给知识分子吃下了定心丸。
为了响应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1951年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首先在北大发起思想改造运动，周恩来应邀前往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以自身经历现身说法，坦白自己的家庭出身及自我改造的心路历程，令到场的知识分子莫不感动。在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对中共的思想改造运动，与其说是抗拒，毋宁说是欢迎。梁漱溟自言“最近亲眼看到共产党在建国上种种成功，夙昔我的见解多已站不住，乃始生极大惭愧心，检讨自己错误所在，而后恍然于中共之所以对”，“今后政治上将一切听从中共领导，并且听从中共朋友对我个人的安排”，就是一例。
但是好景不长，一如中共许多政治运动，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在经历批判电影《武训传》、陶行知教育思想、梁漱溟“九天九地”观点、胡适唯心主义、俞平伯红学研究之后，至胡风事件登峰造极扩大化而上升为肃反，知识分子刚刚消解的疑虑与恐惧又冒了出来。
反右：历史的“硬伤”
胡风事件原本只是中共党内两种文艺理论的争论，中共将其上纲上线，并在高层介入下，演变成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在这一事件的影响下，全国拟定审查1，200万人，500万知识分子是重点对象。中共规定，反革命分子一般控制在5%左右，但这条红线被远远超过，福建龙溪甚至达到30.9%。河北省20.9%的教授、20.97%的工程师被列为重点斗争对象，贵州省工业厅高达58%的工程师被列为重点斗争对象。巴金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这使“我想起了清朝的‘文字狱’，连连打几个冷噤，也不敢做声了”。
为了解决对知识分子的领导问题，中共在1956年初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毛泽东也在会上将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并举，称为“兄弟联盟”。
然而周恩来讲话余音未了，毛泽东就在1956年八九月间的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表示出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和革命性的怀疑，说他们“前怕龙后怕虎，经常动摇，主观主义最多，宗派主义不少”。1957年初，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重提知识分子改造问题。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再次给知识分子“戴帽子”，称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此语一出，知识分子从“兄弟联盟”沦为阶级敌人。
1957年4月，延安整风时隔16年后，中共再次发动思想运动，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双百方针”，鼓励知识分子提意见。知识分子踊跃提出建议，储安平炮轰中共“党天下”，有人甚至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轮流坐庄”。6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反右运动由此爆发。据1978年平反右派过程中的统计，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全国抓出55万名右派。“估计有40万到70万知识分子失去职位，并下放到农村或工厂中劳动”。
也就在1957年夏天，反右运动进入高潮时，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文艺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提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泽东考虑了几分钟回答：“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问一答之间，显示中共最高层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发生巨大转变，同时也为知识分子在反右中的遭遇做了注脚。
1962年，周恩来南下广州参加科技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会议。会上，周恩来顶住“左”的巨大压力，重新肯定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论断，并将这一论断写进同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说，“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不久，周恩来遭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高层的责难，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拒绝传达会议精神。几年后，又一场规模空前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来临，无数知识分子再次受到批斗。
转瞬即逝的“小阳春”
文革结束后，无论是中共官方还是知识分子，都在反思历史。尽管在延安整风和反右、文革期间受尽磨难，但是知识分子的政治担当和忧国忧民的精神，以及深受儒家影响的积极入世精神并没有被磨灭。只要有合适的时机，只要执政者能够承认，他们仍然可以放下包袱，再次为国家进步和社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为知识分子“摘帽”，再次承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5月，发端于体制内知识分子的“真理标准讨论”，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将邓小平送到了领导核心的位置。
1983年，胡耀邦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大会上，重提知识分子是决定建设成败的关键，继续为知识分子松绑。但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纪念马克思学术讨论会上所作的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报告，以及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关于新闻工作的人民性问题观点，受到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邓力群的批判，中共掀起了抵制思想解放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胡绩伟被迫辞去社长职务。
1985年7月，胡耀邦提名朱厚泽接替邓力群出任中宣部长并勉励朱厚泽“大胆一点，放手工作”。1986年7月，朱厚泽提出了著名的“三宽政策”：“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朱厚泽也因此被称为“三宽部长”。这段时间里，中共意识形态宽松自信，知识分子和党内空气舒畅。
此后，自认社会改革精英、负有引导现代化发展的重大使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知识分子，组织各种形式的研讨会、沙龙、书院、讲习班等，积极为改革开放出谋划策、探索方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等机构成为改革派知识分子的集聚地。一部分知识分子则热衷于知识启蒙，以“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中国文化书院”三大丛书编委会为中心，开启民智。正如林贤治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没有学者的时代”一样，八十年代的中国再次迎来“没有学者的时代”，一切知识分子都成了思想家，知识分子迎来了“小阳春”。
1986年底，要求民主选举的“八六学潮”扩展到全国，邓小平将原因归咎于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中共保守派胡乔木、邓力群等乘机向胡耀邦、朱厚泽等施压，认为两人应该对反自由化不力负责，胡耀邦被迫辞职，朱厚泽被免职。知识分子的“小阳春”走到了末路。
新挑战
1989年4月15日，卸任两年多的胡耀邦突然病逝，大批知识分子走上街头，纪念这位改革派领导人。原本单纯的纪念活动，后演变成对通货膨胀、官倒、腐败和意识形态收紧的声讨，继而要求中共实行民主政治，最终酿成“六四”事件，大量知识分子受到清算。如今，二十多年已经过去，但“六四”仍是知识分子心中难以抚平的伤痕，也成为中共统战知识分子难以跨越的沟壑。
“六四”事件后，“左”开始回归，改革开放停滞不前。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以更大的步伐迈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互联网随之来到中国。1994年4月20日，通过一条64K的国际专线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中国正式进入互联网时代。
与过往任何时代都不一样，以多元、自由、开放、包容为特征的互联网时代是多元社会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结果，除了极大地便利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还催生出一种全新的社会言论生态。不管是尝试接受和使用互联网的年长一代的知识分子，还是伴随互联网的发展而出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经常在网上表达关于社会问题和时事热点的看法，成为人们眼中的网络大V、公共知识分子或者意见领袖，具有较大的舆论号召力，甚至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冲击。由于对这种新的社会言论生态的不适应，相关部门对这些人采取打压手段，造成了新的疏离和隔阂。
从过去十几年的历史来看，相关部门目前对于互联网的管控模式，不仅不利于互联网本身所倡导的多元和自由精神，而且还容易激化矛盾，造成新的对立。一批诸如高瑜、浦志强等知名人士所涉的案例加深了中共与知识分子之间的误会，成为互联网时代中共统战工作的重要挑战。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将统战列为中共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之一。回顾中共统战知识分子的历史，不难发现，但凡统战工作做得好，整个社会便能凝聚最广泛的力量，为国家进步和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反之，统战工作做不好，只会加深中共与知识分子的误会，拖慢时代进步的步伐。
今天的中国，在经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快速持续发展后，新的矛盾日益凸显，制约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改革需要再出发。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口，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的全面深化改革随之开启，要求尽一切可能去凝聚最广泛的改革力量，而能否吸取历史教训、做好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便是制约全面深化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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