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韩国第16任总统、后来跳崖自杀身亡的卢武铉作为原型的韩国电影《辩护人》，在韩国上映70天，累计观影人次达千余万，位列韩国电影史上第八。片中的每一幕，都浓缩了韩国民主转型的血泪史。传入中国，激起泪奔如潮，完全湮没了语言、族群与国界的隔阂。有人狐疑：韩国人为之涕泗横流，缘于电影触痛了他们的历史伤口，那么中国人跟着哭什么？
维权律师浦志强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权活动家和劳工领袖陆续被拘留和起诉，跟着电影痛哭流涕的中国观众尤其是律师群体似乎终于为“泪奔”找到了答案。不久前，再由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三驾马车同时拉动引擎，用以揭开死磕派律师团“维权”黑幕，爆破力和吸睛指数至今未见消退。只不过，不同于电影中正义凛然、扮演行业楷模角色的宋佑硕，此次黑名单中的律师团，不仅是坏了一锅汤的“老鼠”，而且成为折损整个行业外部形象的罪魁。
三大喉舌齐发力，揭开了一个由“维权”律师、推手、“访民”相互勾连，组织严密、人数众多、分工精细的犯罪团伙真面目。根据警方调查所得证据，“维权圈”大体分为三个层级，分别为组织核心层、策划行动层以及策划行动层。每有热点事件发生，三个层级旋即被调动，各司其职。有人负责拍摄现场情况，第一时间发到新媒体平台；有人负责整理资料，将劲爆素材发到境外网站；有人负责网罗网络大V进行评论、转发，以给当地政府造成强大舆论压力。而驱动这一切的初始动力，就是随之而来的大振名声以及广进财源。
至于此报道为何火爆，除了颠破公众预期的“死磕派”律师真容外，也与中央统一部署脱不开干系。也正是源于此，防火墙内外的舆论场，形成了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关注格局。在防火墙内的主流舆论场，仅有的声音要么统一于官方口径之下，要么磨刀霍霍向那些颠覆了律师职业含义的个别死磕派。其中胡锡进带领的《环球时报》，就敢为天下先地接连在这一事件上发声。一篇由公安部提供的犯罪事实为理据说开去，一篇意在驳回美国务院高调介入此事并向中国发难的做法。而《人民日报》的一则旧文《让律师说话，让法律更有尊严》也被翻出，即便论说的大前提并不一致。
紧随其后，新华社也免费给司法行政部门、律师界有关人士和专家搭建起话语平台，用以表达这一群体坚决支持依法查处涉嫌违法犯罪的极少数律师的坚决态度。因为清除律师队伍里的极少数害群之马，有利于为广大律师创造更好的执业环境，更好地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众多声音中，也包括代表司法部发言的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副司长何勇，“对公安机关依法查处极少数涉嫌犯罪的律师，作为律师主管部门，我们坚决支持”。
不同于主流舆论场，在网络舆论场和防火墙外，批驳和质疑人声鼎沸。美国务院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政府拘捕“人权卫士”；《纽约时报》、BBC、《南华早报》、《明报》等，无一例外认定这是中共当局对于异见人士的一场运动式打压。截至发稿前，据悉已经有百余名律师被警方带走约谈，甚至被限制自由。西媒报道中穿插的一个个“小故事”，让这一停留在坊间的说法真实性激增。
见此状，敢言的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率先在个人微博平台呈明态度，核心观点集中于保障律师权利。在其看来，再严重的刑事案件，也需要律师独立代理。他们的存在是对公安检察解构的制约，是当事人的希望所在。面对独立的律师，公安居然随意抓捕，谁还敢代理刑案？没有律师代理，国民如何感受司法公平？有鉴于此，建议国务院或公安部发布禁令，绝对不能容许特定公安局抓捕所办理案件的代理律师，否则就是公权私用；没有律师代理的当事人剩下的岂不只能私力救济，以暴易暴？最近立法保护国家安全，实际上这种把律师和当事人往绝路上逼的做法是危害国家安全的最严重行为。
律师斯伟江则锁定于央视的媒体审判行为。《宪法》明确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刑事诉讼法》也规定，法院是最终决定罪与非罪的最终裁判机关，除法院之外，再无其他任何国家权力机关可以宣告一个公民有罪。但是央视在检察院都未批准逮捕之前，已经将案件定性通报，让犯罪嫌疑人出镜、认罪，甚至指控尚未认罪的人，同时也不让被指控者自己或者他（她）的律师进行辩白。斯伟江就此连续质问：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有义务收集罪轻和无罪的证据，万一侦查之后收集到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央视如何下台？如何给这些被央视诋毁的人恢复名誉？这种形式，和文革期间的游街批斗，有什么区别？
与贺卫方和斯伟江的担忧类似，来自社科院的于建嵘也有附议。区别在于，前者只是气势汹汹质问，后者则是在承认律师行业确实存在害群之马的基础上发声。“我以为，任何人的合法权利都需要得到平等的保护。今天之所以特别强调对律师权利的保护，是由于这个职业的特殊性被一些权力者所不理解甚至歪曲。律师是作为公检法的制衡方而存在的，它的职责是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不可否认，有少数律师的行为涉嫌非法，但应严格依法处理，绝不能以运动方式进行打压。”
“警察不应该负责定罪。警察应该负责抓而已。媒体不应该负责定罪。媒体应该负责报道而已。应该负责定罪的，只有法院，独立的法院。”来自德国的网络红人雷克，也透过这场维权圈风波看到了背后的问题和顽疾。不过，为了保险起见，雷克选择在总结后加上了惯用的欲说还休的几个字----“当然，我说的是德国。”
无独有偶。就在风波骤起之际，“依法治国与律师使命”京都律师事务所成立二十周年公益论坛如期而至。参与论坛的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高铭暄三位法学泰斗级人物，分别以“维稳与维权”、“刑事辩护与民主法治 ”、“法律职业共同体”为切入点，反思中国律师权益保障问题，呼吁尊重律师、支持律师、保护律师。虽然三位泰斗并未直接触及沽名钓誉的“维权圈”律师，但因为与此次风波迎面撞车，所以被外界想当然地看作是点对点敲打当局。
但在众多律师圈看来，他们的声音大都支持政府的行为，甚至声称早就该抓这些以维权为幌子的死磕派律师，清楚害群之马。当然，如何国家，任何圈子都会有一些异类存在，如何维系好整个圈子的基本规则与秩序相当重要。但也有律师认为，政府的确该整理律师圈的秩序，现在去做都会显的有点晚了，可整理的时候闹出这么大动静，的确不利于安定团结。
这也难怪。当局需要借助主流舆论场来站稳法理阵地，说服悠悠大众；作为死磕当局的自由派，则需要尽可能地网罗敲打当局做法的声音，以形成倒逼和舆论守势。在这场看似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其中，见证着中国法治化的艰难过程，以及为达目的不得不经历的成长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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