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主导对流亡藏人谈判的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近日引火上身----因为5月份与藏族作家阿来进行的一次对话，两人遭官媒《中国民族报》强烈批评，同时，朱维群对民族报的指责表达出相当不满进行了“反批评”。朱维群对民族报的反击赢得了外界不少人的赞赏，因为在不少人看来，《中国民族报》将朱维群和阿来本来带有对民族政策反思和检讨意义的讨论作政治定性实在是不妥。
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朱维群
5月底，有媒体刊登朱维群与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的一篇名为《顺应民族交融的大势》的对话文章。文章首先提到了二人对话的缘由，文章指出，新中国建立以来民族政策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国际形势及与民族文化相关的意识形态都已发生很大变化，因此需要对民族政策的一些部分进行适度反思与改进。对话推出后，引起广泛关注，观点得到了诸多认同，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正如朱维群所说，“我预料到这个对话有些内容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论”，但他未曾料到的是竟遭遇来自《中国民族报》连续7篇特约评论员文章的阻击和炮轰。中国民族报对该对话进行了彻底全面的批判，指其违背中央民族会议精神，是国民党式的民族政策言论，7篇系列文章出来可以说措辞激烈定性严重，而这也引起了对话当事人之一朱维群的不满和反击，称民族报乱扣帽子、打棍子，是文革式的舆论攻讦。
应当说，先不论朱维群与阿来对话的内容正当与否，在新疆、西藏等民族问题不仅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而且矛盾愈演愈烈的现实背景下，单就两人敢于对实行数十年的民族政策提出反思和检讨本身的行为本身就值得肯定，更何况两人的言论并没有什么过火之处。而且两者分别作为少数民族属性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曾经主管民族事务的政府高级官员，能够结合理论与现实地坦率的探讨中共民族政策的得失，指出民族政策的优势与不足，提出自己的意见，其目的和出发点无疑仍是希望能够丰富和完善政府的民族政策，更好的促进民族和国家发展。作为曾经的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的朱维群能够与藏族作家阿来坦承交流，这是既符合中共统战政策和民族自治理念又有助于科学有效决策，无疑应得到党内外允许和提倡。
对于朱维群和阿来两人的对话，正如朱维群所说，对不同意见乃至批判都是持欢迎态度的，可是，不同意见和批判无疑应建立在理论和事实之上，而不能失实、偷换概念强加于人，更不能因观点不同而扣政治帽子进行政治定性。《中国民族报》或许没有意识到这种带有“左”的色彩文革式腔调既不能让原是反思民族政策的讨论得到深入和透彻，更是打压了他人发表言论的积极性和独立性，甚至一旦这种习气泛滥弥漫还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灾难。应当看到，在中共历史上，正是由于这种带有浓厚的“极左”的意识形态大行其道，给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和破坏，在“极左”的思维方式主导下，一些有益的党内民主讨论会被无端的冠以各种罪名及帽子指责和压制，被上纲上线，从而破坏党内民主和压缩党内讨论的空间，给中共党的政策制定执行以及党内外有独立见解的敢言之士带来无穷尽的灾难，这些历史教训在今天理应得到反思和警醒。
然而，对于像官媒《中国民族报》这种文革腔调时不时的出来“压”人的事实表明，虽然文革结束以来，中共在主导意识形态上不断对左的意识形态做出调整以符合现实政治的需要，但不能否认的是，曾经深植于国人思维中的“左”的根脉还在，使得这种左的思维方式和宣传方式并没有被彻底抛弃掉仍还有不小存在空间。而现今舆论场些许风吹草动，仍会将这种思潮飞卷弥漫，而伴随其弥漫的却是那些有益的宽松的理论和政策讨论空间的萎缩，从而混淆党内外视听，为社会认知带来不必要的混乱和麻烦甚至灾难，这无疑应引起执政党和全社会的深深警惕。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正如有观点所言，对于中国民族报的诘难，朱维群能够及时的无“障碍”的做出反击，一方面也证明了中共党内和社会尚有一些较宽松的理论政策言论讨论空间，可即使如此，也不能不让人担忧那种如民族报评论所潜藏的“左”的意识形态思潮死灰复燃而可能带来的风险。在执政党提出现代化国家和社会治理的今天，无疑应牢记邓小平“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遗言，将这种带有文革印记的“左”的毒素彻底消除，从而为理论和政策的讨论提供更广泛、更健康、更安全的空间，让文革式灾难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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