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最近三年以来中国政治走向，“势”是其中的重要一环，甚至可以视之为一把钥匙。从反腐、形象宣传到九月份的阅兵，再到世界舞台上的更加积极有为的外交，“势”运用可谓炉火纯青，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人乃至海外观察者的政治认知。欲想看清外界眼中迷雾重重、有着无数层面纱、居于红墙之内的中国政治，理解未来中国政治之走向，必先对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有着广泛应用的“势”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1992年，邓小平南巡其实是再次为改革开放造势
习近平之所以能搅动外界眼中的一潭死水离不开他的造势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孙子兵法》便记载：“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扩弩，节如发机。”可见，古人在行军打仗乃至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时候，便已经懂得“势”的重要性，“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正是因为“势”的恰当运用，才会有以少胜多乃至百战百胜，成就一代功名的大量案例，而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三十六计》中的不少内容就是“势”的具体运用。
然而，“势”不单单运用于军事上，更被擅于谋略的古人运用到了更为广阔的平台----政治。孙武之后，法家代表人物之一慎到将“势”置于法、礼之上，“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缶贤者”，当作从事政治活动的前提，再之后经过韩非的完善，“法术势”合为一体，为历代政治家所借鉴和参考。当然，“势”不单单是兵家、法家的思想，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已经内化为中国政治的重要因子。
集古代政治谋略之大成的毛泽东，经常造“势”或者顺“势”而为----暂且不论“势”的好坏，无论是上世纪三十年代适时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是在建国后发动大跃进、文革，既有造“势”的过程，更有基于当时的政治社会氛围顺“势”促成的结果。同样精通谋略的邓小平，对于“势”的运用并不亚于毛泽东。面对文革结束后整个国家思变之“势”，邓小平不仅恰当好处地回应党内外的诉求，而且频频造“势”，在政协和知识分子群体里面造“势”，在视察东北期间造“势”，最终改革火把燃遍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变得不可阻挡。
从古至今的例子可以看出，“势”既是一种社会和时代的大趋向、大潮流，又是一种手段和谋略。
作为一种社会和时代大趋向，如果整个社会朝向好的趋势，“势”运用恰当，可事半功倍地推动社会进步；若运用不当，则错过大好机会，但因为大“势”所在，不至于向坏的方向全面逆转。反之，如果“势”产生的社会环境非常糟糕，整个国家到处弥漫极端思维和偏见，若再被人利用和造“势”，其后果不可想象，德国法西斯之类的惨痛教训不可不察。
作为一种手段和谋略，“势”植根于权力的逻辑与微妙的人性之中。根据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的理论，权威有三种形式：传统型（已经确立的习俗和习惯，常见案例有世袭君主）、个人魅力型（常见案例有革命领袖）、法理型（主要指现代官僚制）。现实往往比理论更复杂，对于中国这类同时夹杂惯例、个人魅力和法理的国家来说，对于权威的分析还必须建立在对人性的洞察之上。人类作为理性人，有一种追随他们眼中的强者的本能，因为这是最划算最经济的生存方式。强者正是靠普通人的追随，才能成为掌握权力的领导者。在中国这样的社会，权势的获得必须要造“势”，因为正如流行于世界范围内的美剧《权力的游戏》中所言：“Power resides where men believe it resides.”（权力存在于人们相信它存在的地方）唯有造“势”，才能让人相信权势掌握在自己手上，从而吸引更多追随者和聚集更多力量。
基于以上对“势”的分析，之前给人感觉迷雾重重的中国政治走向将会逐渐变得清晰。习近平是在邓小平之后中国再无强势领导人的背景下上任，他面对的是既得利益集团膨胀和分化后“政令不出中南海”、“非组织政治活动”若隐若现和“独立王国”日渐成风的政治现实。在这样的现实下，他何以证明自己才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他怎样才能真正做出一番事情来？
毫无疑问，适用于中国政治现实的造“势”是他的最佳选择。因此，三年时间以来，无论是打破常规的媒体报道方式和形象宣传（比如，庆丰包子铺吃早餐的轰动、习大大的称呼、习近平和彭丽媛的歌曲、以他为形象的年画），还是超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见报频率和相关书籍的出版，乃至内政外交的重大举动（比如，周永康案、徐才厚案、令计划案、强调政治规矩），都在给外界强烈传递信号----他正在成为毛邓之后中国最有权势的人。暂且不论海内外的一些质疑和担忧，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他确实已经通过造“势”成为外界眼中中国最有权势的人。“势”之所至，必然带来真实权力的扩充，二者是相互促进的过程----当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他掌握毛邓之后的最高权力，他自然会引来更多的追随者和掌握更多的资源，从而能够推出更多大动作，从而再次造“势”。换言之，三年以来的中国政治呈现“造势----大动作----再造势----再大动作”的路径。至于这个路径是否存在阻力，真实情况到底怎样，外界不便确定，但中国肯定不会一直造“势”，这不仅是因为造“势”会有一个终结点，更是因为造“势”是一种手段，最终走向才是关键。
欲想读懂今日中国造“势”后的走向，必须要清楚今日中国的大“势”。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发动文革，邓小平之所以可以启动改革开放，都与当时特定的社会大“势”密不可分。经过作为反文革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持续演进，中国社会尽管依旧带有文革的某些印记，极左思潮时不时沉渣泛起，但整个社会环境和基础早已远远不同于文革，因此任何理性的人都不会认为中国有再次发动文革的较大可能，任何理性的政治家自然不会逆大“势”而为，因为这不仅意味着与社会与时代为敌，而且成本实在太大，成功的概率极低。所以，尽管最近三年在意识形态有明显收紧，但作为文革时代特征的政治运动却没有出现，整个社会的基本盘还是照旧运转。既然如此，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深刻改变整个国家的基本盘的基础上，新的矛盾日益突出且严重制约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今天中国的大“势”应该是一场朝向更好方向发展的二次改革----全面审视过去三十多年中国转型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以更适应于社会和时代需求的蓝图来推动整个国家的变革。
当然，今天中国的大“势”并未到“势”如破竹的地步，也未浩浩荡荡，但至少不可逆转，况且“势”还可以被引导被壮大，只要天时地利人和，中国的未来还是比较乐观。不过，坊间的某些担忧和质疑仍然值得关注，毕竟理论与现实之间可能会存在落差。然而，即便如此，与其停留于质疑和担忧，还不如在时代大“势”下尽一份力，壮大其力量，直到坚不可摧，才有可能真正避免中国历史上治乱循环周期律上演，也才有可能在某一天顺“势”成为一个人人期待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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