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文艺界反腐题材创作扎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司长李京盛、副司长刘梅茹先后透露管理部门对反腐剧和涉案剧创作的最新态度，并对过往“禁令”进行重新解读，释放出大量积极的信息，被业内解读为“有条件解禁”。
反腐为何成了“敏感题材”
2004年，因数量泛滥和过度开采，监管部门先后下文对反腐剧和涉案剧进行整顿，从此两大“红极一时”的题材双双退出黄金档，也进入迄今长达十年的“冬眠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司长李京盛对此明确指出，“反腐题材这几年作品少，不仅是因为政策限制、不上黄金档有投资风险，而是这类剧不是谁都可以写，不像生活剧、偶像剧、家庭情感剧、婆婆妈妈剧那么容易写，它本质上是政治剧。既懂政治，又能用艺术方式来表达，而且符合艺术规律，这样的剧作家很少。”
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空前， 中央纪委也向相关部门提出了要求，希望能以文艺作品来凝聚人心、汇集力量，推动反腐败斗争的深入进行。为此，中央纪委宣传部特地派员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沟通、部署相关工作。李京盛透露：“我们领到的任务，每年电影最少一两部，电视剧最少两三部，而且必须是精品。不能一写反腐就写成案件剧，一写公检法就写成劳模剧，要有今天的时代特征，当下、眼前、现实的人物事件。中纪委自己也要抓一部剧，让我们推荐作者，我们推荐了周梅森、张平、刘和平三位老师。”
日前举行的《刑警队长》研讨会上，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副司长刘梅茹也首度正面回应了官方对涉案剧管理的态度，并厘清了一些模糊不清、长达十年的界限----“禁上黄金档”的“一刀切”首次软化为“区别对待”。她说：“其实总局一直倡导、支持现实题材的创作和播出，公安题材是现实题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触及社会现实的锐度，展现戏剧冲突的烈度，拷问人性的深度，以及由此能够达到的引领精神价值的高度，具有其他题材难以比拟的优势，本应是创作的热门类型。但由于曾经走过的一段弯路，2004年开始，总局不得不对涉案剧采取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管理政策。不是说公安剧一律不能进黄金档，也不是黄金档的标准难以解释，这个标准也不是多么高不可攀。业界对政策可能存在误解，也可能清楚政策，但因为难度而选择避开，确实这些年来获得广泛认可的优秀公安剧不多。”
反腐需要“文化合法性”
反腐电视剧的火热离不开中纪委这两年密集“打虎”的大背景，而要理解国家为何会对一般被老百姓视为消遣娱乐的电视剧行业如此重视，还要回到对文化领导权的讨论上去。
显然，当前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所遇到的尴尬，其实是与研究者缺乏对这样如下命题的理解密切相关的：现代政治区别与传统政治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其“文化形态”。换句话说，一切现代政治都不能不是“文化政治”，一切现代统治都不能不是“文化统治”，具体而言，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是由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俄国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所追求和诉诸的文化价值体系奠定的，并以此区别于传统政治的合法性（血亲的、天授的、宗教的和武力的）。因此，现代政治斗争的关键方式就是争夺“文化领导权”。也正是由于不理解、乃至努力回避这个问题，才使得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在今天变得语焉不详和自相矛盾。
应该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毛泽东和意大利共产党前总书记Antonio Gramsci（1891－1937）对于政治和文化的理解是最为接近的。而他们的共同之处，就在于通过把文化和权力纳入到阶级关系中去思考，从而瓦解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教条。这在葛兰西，就是发现了“霸权”（Hegemony）一词。这个词意味着，统治阶级可以通过文化和传媒等手段造成一种社会共识，从而使得被统治者心甘情愿地接受和服从统治----尽管这种统治是与被统治者的利益背道而驰的。而对毛泽东来说，则是总结了一套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战略战术，所谓“文化领导权”是指：革命者在政治、经济和武力等方面不如反动派实力强大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掌握“文化领导权”而变被动为主动。同样，葛兰西说：权力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谓权力有“软硬两手”。他们同时指出：在现代条件下，一个政权能否存在下去，并不简单取决于其武力和经济能力，而是取决于这样的权力是否“合法”，其“软权力”是否深入人心。（所谓的“软权力”就是指不必强制而为人们所心甘情愿所遵循的权力。）
中纪委亲自抓反腐剧
2004年，因数量泛滥和过度开采，监管部门广电总局先后下文对反腐剧和涉案剧进行整顿，从此两大“红极一时”的题材双双退出黄金档，也进入迄今长达十年的“冬眠期”。近来，敏锐的市场频频捕捉到反腐剧和涉案剧将同步“复苏”的信号：少量作品得以在卫视黄金档播出，形成事实性突破；更重要的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司长李京盛、副司长刘梅茹先后透露管理部门对反腐剧和涉案剧创作的最新态度，并对过往“禁令”进行重新解读，释放出大量积极的信息，被业内解读为，“有条件解禁”。但是，作为公认最有商业价值的两大影视题材，反腐剧和涉案剧在挨过十年“熊市”之后，能否因当下的重大“利好”而迎来复苏？在更为复杂的市场环境下，题材本身的创作难度，将是阻碍新一轮上涨迅速来临的最大门槛。
少而精，将是反腐剧“复活”的重要生命指征，一窝蜂扎堆、当成普通题材来任性开采是不可能了，且“精”的标准相当之高。通过对上一轮反腐剧由盛转衰的反思，监管部门此轮提出的要求非常具体。李京盛说：“一是要有现实关照性，得反映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斗争。二是腐败是世界性的难题，要站在足够的高度来表现。美国的《纸牌屋》表现的黑幕运作，不仅是权钱交易，权权交易也是腐败。腐败是现代社会的公害，共产党要割除人类的公害、毒瘤，需要多大的毅力、勇气？不要仅仅是几个腐败分子和正面力量角力，简单地正义战胜邪恶。要通过这些检察官、腐败分子、案件，给出超出案件的启示。人性的复杂性要有充分表现，人性高度可高到圣人，深度可低到入地狱，要把堕落的过程写清楚，否则回答不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人性弱点、制度漏洞、反腐决心、制度建设，也要昭示出来，才最有针对性、震撼力、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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