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收到了全球的瞩目，这不仅归功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实行较为宽松的经济政策，更与经济全球化紧密相关。对此，中国著名自由派经济学家茅于轼在2013年5月8日接受《华夏时报》采访时表示：“如果要承认改革开放的成绩，就离不开发达国家的帮助，如果没有这些帮助，中国绝没有今天这样的成就。”
著名自由派经济学家茅于轼
他被认为是中国当前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同样众多的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中国民间经济学者的重要代表，他还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最具贡献的十位经济学家之一、“当代中国最有道德修养和良知的经济学家”，他就是茅于轼。支持者认为，从理论研究到社会实践，其先锐思想和社会实践对经济改革功不可没。最近几年，茅于轼质疑“18亿亩耕地红线”，建议取消“经适房”，提出“廉租房无厕论”，诸多重要观点多次引发公共话题的激烈争议。
84岁高龄的经济学家茅于轼，新近的一些言论，再次引发部分社会群体的激烈反对。2013年5月8日，《华夏时报》记者专访茅于轼，请他阐述感想。
有色眼镜看不清历史真相
《华夏时报》：您最近的观点，受到一些人以较为激烈的方式表示反对，对此，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那是些需要怜悯的糊涂可悲的人。您的意思是那些人的存在反映了特定的社会历史还是当下的社会现实？
茅于轼：如果是反映了现实的话，他们的根据就是事实，但他们的根据不是事实，而是虚假的。比如，说毛时代如何如何好，这绝对是错误的，是受了一些宣传的影响。虽然每个人都用一副有色眼镜看社会，看周围的环境，有的颜色深一些，有的颜色浅一些，但那些人是戴着一副很深的有色眼镜，把某些信息完全滤掉了，他们生活在自己的想象中。而且，有些人专门给人配有色眼镜，让你戴上之后，看不见一些事，只看见另一些事。
首先，他们的出发点，不是对事实没有认定，而是被自己所戴的有色眼镜滤掉了。其次，他们缺乏逻辑。认识一个事物，首先要有事实，然后要有逻辑，前后左右，要比较和反思。但他们缺的，正是这两样东西。
历史地看，这部分社会群体的存在是文革遗留影响所造成的。他们喜欢用暴力，不讲法制。比如他们声称我是汉奸，他们怎么知道我是汉奸的呢？凭什么知道我是汉奸的呢？没有证据，那就是谩骂，是犯法的啊。而打电话来骚扰，那是犯罪的。
正是文革造成了社会的无法无天，人们什么事都敢干，现在还是这样。
现在许多人不光是无视法律，甚至连最起码的人性都没有。中国儒家的传统，是讲仁爱。但文革的时候，绝对没有仁爱，而是把人往死里整，没有一点点同情心。那时不但没有法律，连道德也没有了。
《华夏时报》：如果文革是历史因素，现实的因素是什么？
茅于轼：无论哪个国家、哪个社会，都有失落的人群、边缘化的人群，但中国的情况却不一样。别的国家或社会，比如美国，也有失落的、边缘化的人群，他们对政府也有看法，所以我们看到有人试图“占领华尔街”，但他们的行为是不出格的。他们有权利表示愤怒，但他们没有搞打砸抢，也没有造谣这种事。
所以，中国情况的特殊性还是与文革有关系。
如果在一些大问题上含含糊糊，实际上就是不允许大家讲真话。其实对于文革这段历史，有头脑的人都能看清楚。若给人配个有色眼镜，好了，你看得清什么了，现在，你怎么办？
以良性讨论代替激烈对立
《华夏时报》：在讨论一些与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密切的敏感话题的时候，您一直主张理性对话，言辞并非特别激烈，为何却成为某种意识形态激烈攻击的焦点，您觉得根本的原因在哪里？
茅于轼：我没有想成为焦点人物，但有人在一家报纸上发表文章说我的选择是要做社会焦点人物。我没有这个愿望，这是人家的选择，所以，我有什么办法？这篇文章对于人家污蔑我，和对我造谣、骚扰等非法行为，没有一句重话，甚至认为我所说的电话骚扰是真是假无从知晓，好像我会说假话。但非常巧合的是，在这篇文章发表的5月7号，这家报纸的一位记者来我家，我放骚扰我的电话录音给他听了。好了，就算文章的作者不知道这些，但那些打倒“汉奸茅于轼”的标语总是知道的吧，对此事为什么不说一句话呢？这篇文章貌似公正，立场却很含糊。
《华夏时报》：您多年来为阐明自己的主张而发表了许多观点，支持您的人与反对您的人往往形成对抗，您觉得这种对抗如何能良性发展，辩论如何不再变成斗争，从而避免社会大众的政治对立，从而形成中国政治文明的某种好的生态环境？
茅于轼：这个问题非常对。其实，我相信左派人士也好，右派人士也好，最终目标是一样的，都是希望有一个好的中国，有一个繁荣、昌盛、和平与安居乐业的中国，所以，他们应该有共同点。如果大家都认为我们要追求这个目标，那就有共同点了，就用不着对立了。如果都能互相吸收对方观点或主张中正确的方面，问题就好解决了。
根本的问题，不是解决谁的观点对错的问题，而是首先要有一种正确面对问题的姿态。关键是要承认和尊重对方，承认对方也是出于良好的愿望，在这个前提下，就有你刚才所提到的那个结果，就是把它变成大家的一种具有向心力的讨论，而不是对立。如果导致国家和社会因为此事而发生分裂，那是最糟糕的事情了。
所以，首先要认为大家都是为了中国的前景好。左派的言论也有他的道理：毛时代没有贪污腐化，没有贫富分化，大家一样穷，吸毒娼妓赌博都没有，道德挺好，人心很齐。现在，钱是有了，但贫富分化，什么坏现象都有，社会正义荡然无存，道德特别差。这些批评都是很对的，我们要承认这种批评。但这种批评的缺点是，没有看见毛时代死了5000万人，那是一件大事情。我们是要一个没有贫富区别的社会，还是要一个人权安全有保障的社会？二者哪个更重要？
最近我在FT中文网上登了一篇文章《你知不知道你的利益在什么地方》，人们的利益不在于没有贪污腐化，而是在于自己的生命有保障、财产有保障，这是人的第一利益。人们要搞清楚自己首先要的是生命财产，是没有恐惧感，只要不做坏事，自己在家里就没事。但毛时代却不是这样。
《华夏时报》：能够实现人们愿望的那种好的政治对话的环境，究竟如何建立起来？
茅于轼：首先还是要有法治，当然也要有道德，但那不是一下就能解决的问题，法治却比较容易一点。只是法律要起作用，对违法的行为不能不管。比如对造谣的行为，就不能不管。因为越是不管，造谣者就会越是声势嚣张。而要鼓励大家进行良性的讨论，那就要有言论自由，而不能老是要给人配有色眼镜。因为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
所以，道路怎么走，其实已经有现成的办法，那就是普世价值。法治、宪政、言论自由、人权，就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条件。
《华夏时报》：您不仅成了大众政治的核心人物，退休后还办民间智库，设立小额贷款组织，还办保姆学校。您还说您近20年来致力于扶贫工作，投入家庭储蓄百万多元，帮助了成千上万的穷人。忙碌到今天，功德无量。普度众人的事情，只有很少的人能做到。您已经有很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但如果仍然不被许多人理解，您还会坚持忙碌下去吗？
茅于轼：我追寻的，不是社会影响力，我只有很朴素的想法，帮助穷人是出于同情心，他们得到帮助，我感觉很高兴。所以，不管别人说什么，我爱做什么、该做什么，还是照我想的去做。
剥削理论为何被误读
《华夏时报》：您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和观点，被认为是有责任感、敢说真话，比如您很早就反对经济适用房，您还反对剩余价值和剥削理论，但却被误解，您认为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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