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体报道的两则官场“新规”，令人“眼前一亮”。其一是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会上要求全省干部一律到办公室办公，消息一出，舆论哗然，这不是最起码的规定吗？如今又被当做硬性规定，不禁令人发问，过去是在哪里办公？另一消息是四川眉山市青神县专门出台“六不准”，简单来说，就是预防干部以认“干亲”的名义而从事任何“走后门”的违法犯罪行为，因此禁止党员领导干部“认干亲”。这一系列的官场“新规”，也令群众对官场有了新的认识。
按时上班是基本的工作纪律，在会议上硬性规定这件事，也显示这件事到了非说不可的地步。随后，中纪委机关报的发文也加以肯定，“一律到办公室去办公”，并非小题大做。文章称，“有的领导干部‘习惯’在住地办公，不到办公室办公，这在一些地方甚至成了一种‘现象’”。事实上，之所以要“大动干戈”的硬性规定，也是因有“前车之鉴”。今年5月落马的湖南省委原副秘书长马勇，就时常在其情妇开的茶楼里办公。而据《廉政瞭望》称，当时湖南省益阳市官员形成了一个共识，市委大院只是开会走过场，真正的升官事宜在茶楼解决。无独有偶，还有把宾馆当成办公场所，花天酒地，莺歌燕舞的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等等。这些以酒店、宾馆或招待所作为主要办公场所的领导干部，以自己的“行事方便”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干部找上级请示工作“跑断腿”，群众找领导反映情况“告无门”，背后反映的是对工作的不严谨和公私不分明。
而四川眉山市青神县规定的不能“认干亲”也凸显了官员的公私不分明。其实，认干亲未必是一件坏事，毕竟这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沟通方式，而现今却成了腐败分子掩藏关系的一种手段。在中央大力的反腐之下，多少“干爹”、“干女儿”都现出了原形。正因这样，才会出台“六不准”的宣誓承诺。
然而，不容回避的问题是，这些新规能抑制住中国官场的贪污腐败吗？暂且不论建国之前毛泽东的“两个务必”，也不论几十年以来执政党出台的大量党风廉政的规定、通知和条例，单论最近三年高压反腐的态势下还有大量腐败，就足以说明，若不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单纯靠一些新规，腐败还会死灰复燃。归根结底，腐败的肆虐其实是一种权力监督的缺失。正是因为权力监督不到位，使得权力的边界得不到厘清，信息不公开不透明，给腐败者留下“空隙”，才导致某些官员为所欲为甚至肆无忌惮。可以说，人类几千年的历史教训早已证明，不从根源上遏制腐败，腐败还会接二连三的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过多治标不治本的新规，不仅不可能真正遏制腐败，相反还会拉低乃至撕裂政府公信力。以本次山西省要求官员到办公室坐班的新规为例，不仅不能真正解决山西官场的腐败问题，还会因为新规将官员不坐班的问题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引发舆论哗然，更会而且由于过多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容易招来外界的质疑，认为这又是走过场、“花架子”，缺乏诚意。
要认识到，在反腐风暴已经进行接近三年、高层经常释放治本之策的信号的背景下，外界所期待的是真正能够从根源上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而不是一些容易沦为“花架子”、走过场的无关痛痒的新规。毕竟，新一届政府之所以能够获得中国社会较多认可，最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拿下周永康、令计划之类的腐败官员，而是通过内政外交的积极有为给人一种从根源上全面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希望。换言之，今天中国官场最需要的不是过多治标不治本新规，而是治本之策，否则公众好不容易建立的希望可能会再次破裂，最终坑害的是执政党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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