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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休会制可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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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时间以来,从美国总统高级顾问参加达赖喇嘛“庆生”活动,到菲律宾提交南海仲裁案至庭审、整固仁爱礁“坐滩”军舰,再到利比亚有关政治派别草签《利比亚政治协议》,以及日本众议院通过新安保法案,中国外交部网站频频单独发文的方式刊登发言人表态。参照以往外交部所做回应,其中的绝大多数都会以例行记者会的方式集体展现,单独刊发的往往是涉及中国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且出现的频率远远低于当前。那么,究竟是何原因让中国外交部一反常态,不得已全部以如此方式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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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符现实需求的例行记者会休会制度或已无继续存在的必要

事实上,7、8月份不仅恰值北半球夏季避暑出游的高峰,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也于近日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暑期“大假”。依“惯例”,自当地时间7月13日起至8月31日,例行记者会将连续休会一个半月,9月1日才正式恢复运作。诚然休会期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将通过接受记者的电话提问的方式,维持基本运转,但遇到重要外事问题,却只能以此方式回应,别无他法。但在中国不断追求与国际接轨,且着力于在国际社会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的当前,暑期休会制度不仅早已非“存在即合理”,更是到了必须变革的时刻。

一方面,虽然经过长达数十年的发展,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以及外交部发言人制度,无论是在发言人的选择任命中,抑或记者会的时间、制度以及设施安排上都愈趋成熟。然而暑期休会制却仍保留了浓厚的旧时色彩,无法契合日新月异的国际社会变化。

中国外交部第一次以外交部发言人名义举行新闻发布会,还要追溯到1982年3月26日。中国国务院前副总理、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当天就中苏关系发布消息,这也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首次出现在国内以及国际媒体的视野中。此后,1983年中国外交部在国务院各部委中率先建立发言人制度。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从制度上来看,1995年至2011年记者会达到每周2次,即除去暑期和国家法定假日外周二、周四下午各一次。而从2011年8月至今,记者会已从每周2次增至每周5次,即周一至周五每天一次。另外从设施上看,自1997年外交部大楼落成后,为记者会不仅专门设立了新闻发布厅, 2010年10月为方便记者使用,又新建了现代化办公的“蓝厅”。


经历了如此变革之后,不难发现外交部发言人制度正在走向成熟。公开数据显示,仅2014年中国外交部就举行201场例行记者会,3位发言人总计回应了近1,200个问题。非休会期间每天需要面对数十位中外记者的各种提问。然而,如此庞大数字背后隐现的不仅是发言人责任之重大,更可窥中外媒体对于记者会传递出来的信息的依赖与诉求。也正是因为此,每当中国外交部宣布将“依惯例”进行暑期休会,外界的失落之声总会响成一片。

在中国愈趋明确地将自身定位为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大国,并着意强调自己的国际责任之际。国际社会在“观其行”的同时,也急迫希望能够“听其言”,去了解中国政策主张背后的真实目的与诉求。然而,若观自7月13日起中国外交部网站基本维持了,每天刊发一条发言人华春莹就重要问题对外做出回应的频次,如此“中国特色”显然已不能满足现实需求,亟待求变。

而在另外一方面,环顾全球,尽管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宪法都确立了议会休会条款,且其中相当一部分践行的是夏季休会制度,中国宪法当中亦有规定,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休会期间由人大常委会代行权利。但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暑期休会仍是独树一帜,实乃极富中国特色的产物,难与国际接轨。

众所周知,美国总统任期内的休假天数之多可谓惊人,不过白宫以及国务院新闻发布会却不能如此“随意”。细细打量历年白宫与国务院新闻发布会的时间表,除包括复活节、圣诞节、国庆日等重大法定节假日外,两方的发言人均极少放媒体“鸽子”,更勿谈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脱离公众视野。世界第一强国美国如此,包括日本在内的很多其他国家亦然。然而若观中国方面,无论是中国外交部还是中国国台办却都存在暑期休会制度,制度层面不做任何修改,何谈与国际接轨?

除此之外,到目前为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制度在形式上虽已发生了不少变化,从坐着到站着;从最开始的只发布不答问,到现在每次都要答问;再从以前限制发布的时间为半个小时,到现在不限制时间,一直问到最后一个问题为止。另外,中国还精心挑选了具有个人魅力的发言人,使更多的利益相关方面向国内外受众,有针对性地传播本国外交政策的战略信息。但试以“好看”、“好听”、“常听”,这样一种机制化、常态化的方式,将例行记者会制度真正打造成为让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也绝不止步于为世人描述中国的外交蓝图,更是提高中国政府自身执政能力建设的需要。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便在于,中国外交部宣布例行记者会休会之际,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在内的中共党及政府高层也将于不几日赴北戴河参会,二者时间如此贴近不得不让人怀疑其中的联系。

如果说,中国外交部仅仅作为中共高层的传声筒,千篇一律地对外传达高层旨意,因此才借高层“休假”之机,安排自己的暑期大假。在中国竭力打造职业化的公务员队伍当中,这样一举不仅不合情理,更难被外界认同。

在某种意义上,外交部发言人作为国家公职人员首先应当做到职业化。然而,与西方国家职业化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相比,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展现给人们更多的已然是职务化。以外交部发言人为例,这一职务基本上由新闻司司长、副司长担任,中国外交部目前现有三位发言人,即分别是新闻司司长陆慷、副司长洪磊及华春莹。尽管三者均为中国外交领域当之无愧的专家,但在追求自身知识储备专业性的同时,如果不从机制上斩断劣根,那么一直所谈的提高中国政府自身执政能力建设只能是一句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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